十一月，太宗到国子监，看到大儒孙奭，就让他讲《尚书。说命》。
《说命》总三篇，也是“梅赜伪书”，但也流行了一千六百年之久，至少，太宗时期相信它的真实性。这一篇《尚书》文献，讲述了殷商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时的大臣傅说（二字读音“副越”，不是“传说”）的思想。太宗天性中似乎存有愿意效法古人的倾向，更对殷商历代明君有向往。《说命》中有言：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
这是傅说的名言，大意是：做事不效法古典经验，而能够长久立世，还没有听说过。
儒者孙奭讲《尚书》，就重点讲述了这句话。
赵炅听后，甚为激赏，赞叹道：
“此至言也！羡慕殷商的君王武丁能得到这么优秀的贤相！”说罢，叹赏了好久。还有一种记录说：太宗有意要激励臣辅，于是对跟从他的辅臣们说：“天以良弼赉商，朕独不得邪！”上天以优秀的宰辅佐治殷商，朕怎么就独独得不到这样的人呢！
效法古人，在政治论域内，以儒学为思想资源的说法就是“法先王”。这是传统中国政制治理的非常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先王”，狭义指尧舜，广义指尧舜以来的所有圣王，包括本朝逝去的圣王。在后世看来，殷商的汤王就是三代时期的圣王之一。赵炅曾经祈雨，甚至“欲自焚”，就是一种自觉的“法先王”行为。
“法先王”，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保守主义理念相近，都是承认人类政治经验具有积累的价值，值得回顾。在中国，这类经验曾长久地得到朝野肯认，直到近代以来流行种种激进思潮，才对“法先王”说法有了敌意十足的痛贬。
太宗在国子监，听孙奭讲解武丁和傅说的故实，意味深长，具有“大宋家法”的性质，所以真宗要仿效，仁宗要仿效，后代帝王纷纷仿效，都要听取“师傅”的儒学义理讲述，于是形成了制度化的“经筵”。
但不止于此。细细阅读这一段记录，也可以约略考见太宗当下心境的苍凉，他也意识到大宋此际，不仅没有可以辅佐他“达致三代之治”的人才，似乎也没有可以辅佐他“恢复汉唐疆域”的人才。他对大臣们有点失望……
求才
就在这个月，天降大雪，似有瑞雪丰年之兆，近臣开始向太宗称贺。但他似乎一点也不高兴。他想的还是人才。他说：“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转运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这么多士大夫在朝廷，朕想求一个胜任转运使、三司判官的人才，居然都得不到！于是，下诏，要宰辅吕蒙正以下直到知制诰，都要举荐可以任事的人才，每人要举荐一个人。
太宗晚年，求才若渴。
吕蒙正上奏说：“臣备位宰相，以进退百官；今独举一二人，恐示天下不广也。”臣，作为宰相，主要是在百官中建议推荐和建议罢免，现在只推举一二人，恐怕在向天下显示宰辅之量不够广大。
吕蒙正的意思是：举荐一二人，这活不是宰相干的。
吕相一生做事，此事最无格局。略通逻辑，即可明了他这种塞责之语，连自圆其说都没有可能。春秋责备贤者，吕蒙正此际大约昏了头，往日的明断一丝不见，仿佛说此话的几乎就不是那个随身带着“夹袋”，准备推荐人才的吕蒙正。史上这类记录，往往令人慨叹：人的复杂性远不是标签可以界定的。
太宗很温和地说：“前代亦合有宰相举官故事，可令史馆检讨之。”前代各朝，也应该有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可让史馆官员到史册中去找一找。
于是史馆将历代宰相推举官员的案例拿来给太宗。
太宗再次召吕蒙正等人说：“虞丘子举孙叔敖，崔祐甫举吏八百，狄仁杰自举其子光嗣，何谓无也？”昔日楚国宰臣虞丘子推举了孙叔敖，大唐宰臣崔祐甫推举了各级官吏近八百人，另一个宰辅狄仁杰还推举了自己的儿子狄光嗣，等等，很多宰辅推举人才的故实，怎么能说没有呢？
然后，太宗还书写了一幅文字给吕蒙正等人。文字内容是当年楚国清官孙叔敖死后，儿子清贫，表扬艺术家优孟扮演孙叔敖，感动楚王，赏赐孙叔敖后人的故实。
于是吕蒙正等人开始各自举荐人才给朝廷。
举荐人才，在《宋史》中，凡有必书。这个故实也可以看出，不是人人都愿意，并有能力举荐人才的。这事一方面源于举荐者确实没有发现的眼光，另一方面，大宋有制度性规定：被举荐的人才如果一旦有罪，举荐者要有连带责任，有时处罚还很严重。这就使举荐者心怀畏惧，多一事实在不如少一事。大宋，以及历朝历代，持此姿态者，太多。
太宗晚年，对此有感觉。但如何解决，终大宋一朝，没有有效措施。不能，或不愿意举荐人才，是传统中至为沉闷、平庸之流弊。但惟其如此，对比中，更可以见出能够并愿意举荐人才，不计个人得失，敢以天下为己任者的圣贤气象。
到了转年，至道元年（995）八月，太宗更以开封尹寿王赵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大赦天下。大宋如何对付契丹这个北方的强敌？使命已经开始向继任者真宗大帝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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