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个微妙的安排，却被“大事不糊涂”的吕端到禁中问安时看在眼里。他承认并赞赏寇准推动赵恒为太子的宏猷。现在太宗病重，太子却不在身边，此事蹊跷，于是就在笏板上写了两个字“大渐”，令亲吏送给赵恒。“大渐”的意思是“病重病危”。吕端传导的信息是：父皇弥留之际，太子务必前来问安侍奉。但这位太子还是有了疏忽。
太宗在亲王诸臣的祈祷中没有痊愈，反而病情加重，无法推测太宗患有何病，他的直接死因，一般认为是昔日箭疮发作。
太宗死时，赵恒不在身边。
王继恩跟李太后商议后，决计到中书去召宰辅来议论继承人问题。这本来不是个问题，但现在李皇后和王继恩要将问题提出来，是期待侥幸获得宰辅支持。而当时最富名望的宰辅就是吕端。他们要议论继承人问题，吕端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必须重视。于是，王继恩硬着头皮来找吕端，说是要“议所立”，讨论一下立什么人做皇帝。
根本无须“议”的事，王继恩要“议”！吕端顿时感到“严重的时刻”来临了。他也顿时明了了眼下的格局。于是将王继恩带到书房，说是让他看看太宗以前赐给他的种种“墨诏”，亲笔诏书。而后，将他锁在书房中，派人看住不得外出。自己匆匆赶入宫中。
李皇后见宰辅来到，对他说：
宫车宴驾，立嗣以长，顺也。今将奈何？
皇上驾崩啦。按照宗法规定：长子应该有第一继承权，这是合乎礼范礼法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您看怎么办？
李皇后这十四个汉字，分量不轻。她试图按照个人喜好，在王继恩的推动下，“立长”，也即拥立太宗长子赵元佐。从宗法继承视角看问题，不为无理。但赵元侃也即赵恒已经成为制度规定的继承人；赵元佐则已经疯癫，或假作疯癫，常年没有军政作为；更重要的是：赵元佐并不希望践祚——他对四叔赵廷美之死一直耿耿于怀；更对父亲所作所为而导致的大伯赵匡胤后裔无缘于帝位心怀不满。在这样背景下，拥立赵元佐，实属多事。
但吕端的回应分量更重，他说：
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异论！
先帝太宗之所以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这个入继大统问题。哪里还容得下有其他不同的册立意见！
李皇后闻言，知道宰辅这一关过不去，那就没有了希望。于是，默然不语。
当天，赵恒在灵柩前即位。
但灵柩停在大殿上，皇后与皇帝一起临朝接受诸臣拜贺，前面置放了一道门帘。吕端在阶下肃立不拜，请求将帘子卷起来，让百官看到赵恒。他担心王继恩等人会将生米做成熟饭，万一帘后不是赵恒而是其他人，诸官拜贺后，再试图改变格局，又是一番凶险难测的麻烦。李皇后答应了吕端，卷帘。吕端走上台阶辨认，确认帘后的继承人就是赵恒，这才走下台阶，率领群臣“拜呼万岁”。
于是，大宋有真宗皇帝。
赵元佐不见宋真宗
有意味的是赵元佐。
真宗很敬重这个大哥。几个月后，以赵元佐为左金吾卫上将军，再次被复封为楚王，并允许他在家养病，可以不上朝。但真宗要去赵元佐府上看望他时，赵元佐说自己有病，坚决推辞不见，并说：“虽来，不敢见也。”即使是皇帝你真的要来，我也不敢见你的！从此以后，兄弟二人终生没有再见。
赵元佐如此反对太宗、反对真宗，都是涉及皇位的大事，但是太宗也不过将他贬黜、真宗则不但不贬，更多次存问。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赵元佐一直活到仁宗时代，一直很安全。卷入权力问题，平安生存，这在历朝历代中，是很罕见的。大宋帝国三百年，皇室、大臣、士大夫、庶民，是仇恨较少、戾气较少的时代，各类人等，生存在这个时代，很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王继恩自知阴谋不成，局面危险，于是又秘密委托一个大臣胡旦，在朝廷上为自己开脱，并做了一番褒扬之词，还组织了文人给他写“颂诗”。但真宗与吕端等人已经知道了他们往日的阴谋，这事不能装糊涂，于是组织了“王继恩专案组”，调查他的劣迹种种。
王继恩遇能吏
王继恩遇到了一个能吏，名叫魏廷式。
此人自年少时就对“法学”深有体会，太平兴国五年（980）中第后，“释褐”为地方的司法官员“法曹掾”。太宗晚年，他被召入判大理寺，成为国家最高法院的院长。真宗初立，即命他为吏部员外郎，后改为刑部。王继恩的案子就由他来审讯。魏廷式有“严明”的口碑，他刚果敢言，但性情也有“倾险”的一面，喜欢中伤诽谤。所以士君子都怕他的利口而鄙视他的行为。由此人来审讯，王继恩想推脱，难度太大。所以审讯很顺利，史称“逾宿而狱具”，一个晚上审理结果就出来了。王继恩的罪责当然就有“谋逆”一项。
这罪过，要是在秦汉隋唐元明清，王继恩之流就是一个大罪，必遭“族诛”，但真宗皇帝只给予贬官、贬黜的惩罚。王继恩降职，责授右监门卫将军，逐出京城，到均州安置，而“中外臣僚曾与继恩交结及通书疏者，一切不问”，朝廷内外的大臣僚属，曾经与王继恩有交结、密通书信者，一律不调查不审问。这事可以做成一场大狱，但在真宗时代，啥事没有，就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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