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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_金纲【完结】(227)

  史官也记录:“会春旱,太宗焦劳甚”,正赶上春旱,太宗非常焦虑劳作。“岁旱艰食,民多为盗,上忧之”,年岁干旱,庶民吃不饱,很多人做了盗匪,皇上很忧虑。“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当时很长时间有雨,太宗认为大河决口没有堵塞,深深地感到忧虑。“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太宗因为长久过时而没有落雨,不免忧形于色。

  ……

  1924年,孙文先生做了题为《民生主义》的系列演讲,内中说到:“要把历史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以民生为社会历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问题研究清楚了,然后对于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又说:“……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的理想,并且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人类才可以享很大的幸福。”

  如果熟悉宋太宗赵炅的言行,就会理解,作为十世纪的中国领袖,他对民生问题的关注,虽然不像孙文先生那样做出“民生主义”的思想阐释,却尽其足够多的智慧和精力,对民生问题给出了一个个解决方案。

  官员贪腐,祸及民生,大宋不能允。

  太祖太宗乃至于两宋诸帝,对官员贪腐几乎采取了“零容忍”的姿态。各类惩治贪腐故实,正史、野史,比比皆是。

  塞浊乱之源

  贪腐,在大宋君臣看来,是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必须有一套消弭机制,那就是重典。《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严加惩治贪官污吏,赞他:“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将贪官污吏用重法惩治,目的就是堵塞五代以来的浊世变乱之源。清代史论家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专条《宋初严惩赃吏》,也说:“宋以忠厚开国,一般的犯罪尽量从轻或减免,但独独治理赃官罪很严厉。这是因为太祖亲自看到五代时贪吏的恣横,导致民不聊生。所以践祚之后,用重法惩治赃官。这样做,就是为了塞浊乱之源。”

  “塞浊乱之源”,成为大宋的基本国策。

  这个基本国策,用太宗评价太祖的话说,就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太平兴国六年(981)十一月,有个监察御史张白,在知蔡州(今属河南)时,“假官钱籴粜”,借用官方钱财批量买入粮食而后加价批量卖出。这是挪用公款玩期货或炒股的节奏,被“弃市”,在街头被正法。

  有一次太宗与名臣赵普在一起讨论“纳谏”事说:“朕每读书,见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居简出,严肃得一脸风霜,这样谁还敢犯颜言事?帝王如果不能降情接纳,乃是自蔽聪明。或喜赏怒刑,岂能归天下之心哉!”赵普回应:“帝王若赏罚无私,内外无间,上求天理,下竭诚意,达到天下太平,不为难事。”

  太宗高兴,就接着讨论民生问题。太宗问赵普“治民之道复有何术?”治理天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赵普说:“陛下恤念生民,每闻利病,无不即日施行。古圣人爱民之心,止于此矣。”陛下体恤生民之艰,每当听到有利于改善生民之苦的措施,当日就施行,不拖延,尧舜以来的古人“爱民之心”,也不过就是如此。

  夭折的封禅大典

  雍熙元年(984)夏四月,泰山父老千余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朝廷,多次要求太宗举行封禅大典。群臣也高兴,多次上表要求封禅,并表述愿意带领泰山父老修筑东京汴梁到泰山的道路。太宗下诏,决定用半年时间准备,到十一月可以“有事于泰山”,也即到泰山封禅。

  封禅,是天命改变也即改朝换代之后,天子践祚答谢天地神恩的祭祀天地仪式。泰山,在古人看来是一座神山,因此要到泰山封禅。秦始皇、汉武帝都有封禅的记录。泰山之民和大臣们认为太祖太宗功德很高,可以上告天神地祇。这是士庶对君王诚心拥戴的一种表示。

  太宗答应了,下诏让大臣扈蒙、贾黄中、徐铉等共同议定封禅大典的仪式。随后,又派出了朝廷官员组织力量修建京师到泰山的道路,不惊动泰山父老来修路。还任命了宰相宋琪为“封禅大礼使”,全面负责此事;翰林学士宋白为“卤簿使”,负责封禅典章的制定和实施;大臣贾黄中为“仪仗使”,负责所有封禅的仪仗队伍指挥和器械准备。这些工作要按期汇报,有一次太宗看到宋琪等人上报的仪仗导驾等,规模过于宏大,就说:“朕此行盖为苍生祈福,过自严饬,非朕意也。”

  于是,又下诏:只在“告庙”也即祭告祖庙以及到达泰山之后用仪仗,一路上不需要仪仗等陈设。

  到了五月,麦熟季节,按礼,太宗到城南“观刈麦”,观看农人割麦,还赐给了割麦人一些钱帛。回来时,到玉津园皇家园林观鱼、射箭、宴饮。然后,发表了一通意见:“朕观五代以来,帝王开始还能勤俭,后来就忘掉了得国的艰难,结果很快就覆亡了。这都是自己造孽的结果。在人上者,当以为戒!”这番话表明,他对封禅大典,有了反思。

  不久,宫中两座大殿乾元殿、文明殿遭遇了火灾。

  火灾事不久,太宗又下诏“求直言”。几天后,再次下诏:“天下各地方的幕职、州、县官员,上书言事,凡是有关于民俗利害,政令善恶,都可以在本州将意见文书交由驿站车马,传到京师给朝廷。”这是因为过去只有转运使及知州、通判可以上书,而州县的地方小官则很难经驿传上书。太宗担心“下情壅塞”,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所以特意再次降诏“求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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