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俭”，确是太宗本色。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宗刚刚践祚，很想增加收入，于是，有个香药库的管理员给太宗上书建议：设置一个“榷场局”，也即国营专卖公司，将仓库中外国进贡的各类香药、宝货，略增一点价格，允许商人以金帛来买。估计一年可以得到三十万贯，以此来周济国家用度，也可以“使外国物有所泄”，让外国货物有所流通。这就相当于皇室放弃外国奢侈品用度，在京师汴梁开辟了一家“洋货市场”。太宗答应了这个请求，后来果然得到三十万贯国用钱。
吴越国王钱俶死后，他的夫人向帝国进贡珍稀犀牛角、通犀带、赭玉带水精佛像、黄金白银等，太宗碍于往日对吴越国的“羁縻政策”，接受了这些礼物；但对钱俶夫人进贡来的“女乐十人”，“帝不纳”，太宗没有接受，并赐给这些“女乐”每人三十段锦彩，遣送回了吴越。太宗并不好色，这在帝王中比较少见。
说到太宗“不好色”，必有一干朋友要论太宗“调戏花蕊夫人”“强奸小周后”两个段子说事。但这两个段子都属于齐东野语，不可信。我在《大宋帝国三百年》第一部《赵匡胤时间》中已经做了澄清，此处不再赘述。
帝王后宫中的宦官、宫女人数，历代不一样。大宋，除了宋徽宗赵佶一朝，一般都控制在几百人之间。
雍熙元年（984）正月一天，太宗对侍臣说：“朕读《晋史》，见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之后，沉溺于内宠后宫，宫女达到数千人，这实在是太过烦费，太有失帝王之道啦！朕常以此深深戒惕。现在宫中，各种职掌，以至于所有干粗活的，宦官宫女都算上，不过四百人。但这样，朕还是认为太多了。”
到了淳化四年，经多次外放宫人，宫中人数减少到不足三百人。
破解“后宫方程”
按我对时下读书人的认知，我有理由判断：当我以一种“温情理解”姿态，讲述大宋后宫问题时，有可能遭遇各种类型的“讥评”。
后宫，其存在，按今日之道德哲学衡定，自有其丑陋与罪恶之处。但就广义“历史主义”视角思考问题，可以将帝制时代以君主、宦官、嫔妃、宫女为主体的问题概言为“后宫方程”，纳入政治论域，它需要一个解决方案。展开来讲述这个方案的解决历程，也即预先回应读书人可能的“讥评”，是不可能的。但我愿意用最简洁的一点文字，略说此事。
我愿意相信，人类的命运按照有趣而又合乎逻辑的设计，应该或最好有一个神秘推手，我以为这可能是往事也即“历史”真相，也是人类的“实在”真相。但我知道命运那种模糊不清的“历史”或“实在”面目，不是迄今为止的人类自己可以清晰勾画的。换一句话说：人类理应谦卑一点，如何认识自我，还有太过漫长的“认识论”需要解决。在这方面，我宁肯相信荷马而不相信费尔巴哈，宁肯相信波普尔而不相信黑格尔。《圣经》要比柏拉图谱系的哲学家们更让我信服。相信“天命”的王夫之先生也比苏联历届意识形态主管官员更让我信服。
我愿意相信的波普尔哲学，反对为存在的权力权威提供道德合理解释的“道德实证主义”。如此，“后宫”就是不道德的。但波普尔也反对“道德保守主义”和“道德未来主义”，也即过去之传统、未来之实在，二者的道德预设也不是合理的。因为，道德，如历史一样，不可被决定。决定历史走向与预设道德存在，是神干的活儿，不是人干的活儿。中性一点说：它是自然的产物。按照哈耶克的意见，在人类的命运中，存在着一种“自发秩序”。这种秩序的变更（儒学的意见是“更化”），需要知识的积累。在没有原子裂变知识之前，即使是孙武子、诸葛亮或克劳塞维茨、里根，也不可能设计“核平衡”或“核讹诈”战略；在没有比特信息知识之前，即使是沈括、张衡或伽利略、乔布斯也不可能设计“鼠标”或“苹果”之类。
道德知识亦然。
没有人能决定道德走向，就像没有人能决定历史走向一样。
但吾土圣贤与西土圣哲，不停止道德伦理的讲述，其至为深沉的功能，就是为后人点点滴滴累积道德知识（由此也可以看到：所谓“反传统”，其实质是“反知识积累”，因此是“反智”的）。更化，就在这样的知识积累中，开始推进。康德相信普世的历史，那也是因为人类运用独有的理性，而实现“注定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人经由设计而“决定”的，而是理性演绎也即知识积累的结果。康德认为这个“注定的目的”是公民社会，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事实上就是换一种说法的“注定目的”论。也可以换另外一种说法，譬如：吾土圣贤关于历史之“注定目的”或“终结”，就是“天下为公”。这是比“公民社会”更具抽象解释力量的说法。
“后宫方程”，抛开道德知识积累，直接批评它的“不道德”，是一种思想的偷懒或幼稚，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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