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使在地方系统内，知州、通判、监官、京朝官等，都是察举对象。评定这些官员，政绩优异者为上，恪守本职工作者为次，部内粗有治理效果者为中，而处理事情怠惰，没有治理成绩者为下。转运使要将地方的吏治情报和判定意见在年终汇报到朝廷，以备朝廷大行诛赏。
宋代历史评论家吕中曾有评论说：“转运置于乾德，本以总利权耳，而兼纠察官吏自此始。厥后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点刑狱，皆所以纠察官吏，此汉部刺史职也。本朝之监司，以台、省、寺、监为之，虽宰臣、侍中为帅，亦许弹劾。此我宋三百余年无藩镇之患者，盖以此也。”转运使一职，始于太祖乾德年间，本着总揽地方财经大权，并兼有纠察官吏的目的。后来又有判官、副使，又有提点刑狱，都是以此来纠察官吏的。这原来就是汉代刺史的职务。本朝的监司，以御史台、中书省、大理寺、监察院来负责，即使是宰辅、侍中做了地方大帅，允许弹劾。我大宋之所以三百余年没有藩镇之祸患，原因在这里。
大宋的监察制度是历来政制设计中，做得最好的。
转运使将地方治理情报，呈给朝廷。出于谨慎，朝廷往往还要再派出专使按转运使提供的信息，进一步廉察复核。这样，就以文职方式将地方控制在中央。有此过程，地方官吏的优良中差，中央一目了然，而藩镇割据的可能也就越来越渺茫。因此，转运使一职的设置，是藩镇割据的克星。
但问题也有另外的一面。地方官往往乐于居于“次”一等，只要恪守职责，不出事，就等于“无功亦无过”，转运使的察访不会给更低的评价。如此，保住官位的成本最低。而转运使自身也有因循怠惰之辈。
于是，出于“励精图理”的强势政制，太平兴国年间，赵炅对“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的“老好人”官员做了“免官”处罚。譬如，掌管诉讼定刑判案的河南府法曹参军高丕、负责秘书工作的伊阙县主簿翟嶙、执掌全县行政的郑州荥泽县令申廷温等人，就因为这个原因被“免官”。
有一位荆湖南路转运使崔宪，副使许奇，在处理某一事件时“稽留不决”，拖延着不做决定，这也属于“疲软不胜任”。调查属实之后，崔宪被降职，许奇被组织部开除，削去所有官职，史称“除籍为民”，并追回过去赏赐的五十万铜钱。大宋有一个不成文的制度规定：如有犯罪，可以追回往日恩典。
郭贽的“愚直”与德举
太平兴国八年（983），赵炅还免去了一位参知政事，副总理级别的高官郭贽。
据说这位郭贽曾经因为某事上奏，奏折中有言：“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报”，意思是：臣因为得到皇上非同寻常的破格提拔，发誓用我的愚笨耿直来回报陛下。
话中“愚直”二字，也许不过是客套，但赵炅不爱听，召他说：“‘愚直’何益于事！”你这个“愚直”对政事又有啥补益！郭贽回答道：“虽然，犹胜奸邪！”虽然没啥补益，但总比奸邪之辈强哩！赵炅当然不希望属下都是“奸邪之辈”，但他也同样不希望属下都是“愚直之人”。郭贽答对后，赵炅忍了一段时间。有一次召他入宫讨论政事，没想到郭贽来前饮酒过量，答对之际“宿酲未解”，昨晚的醉酒还没有醒过来，糊里糊涂地说了些酒话。史称“帝怒”，罢了他的参知政事，连降三级为祕书少监，去做图书管理工作了，不久，又调他到荆南（湖南）去做了州官。
太宗还在做晋王时，郭贽就出入于府邸。此人有文采，晋王就令他掌管类似朝廷“知制诰”般的职务，负责府中一应秘书工作。但文采不是思想，郭贽草就的文件，往往有见识浮薄之处，所以常常被人“哂之”。太宗对制定朝廷内外诏令、制度文件的文臣，一直很重视，要任命谁，就一定会事先向宰辅咨询、访问，务必求得“才实兼美”者。初定人选后，太宗再将人召来跟他聊天，史称“观其器识”，然后才将任命书下达。为此，太宗还对左右说：“朕早就听人说过，朝廷任命一个知制诰，亲族们都来庆贺，认为这是‘一佛出世’，真是太不容易啦！郭贽，过去是我的门人，但是一直缺乏时论名望。但我因为喜欢他文笔，就命他掌管秘书工作起草文件。听说他文件往往有不合道理处，很被人嘲笑，朕也为之羞愧。所以始终不能让他进入翰林之地。”
在赵炅那里，“愚直”与“疲软不胜任、惰慢不亲事”之类半斤八两。
今日来看，郭贽或许有“愚直”的一面。他到了宋真宗时代还在，真宗就称赞他是“纯厚长者”，这个评价虽然并不就是“愚直”，但却与郭贽自诩的“愚直”颇为神似。
郭贽也曾有过几件德举。
大将曹彬曾经被人诬告，郭贽极力为曹彬辩解，最终救助了曹彬。
郭贽后来做官为盐铁使，当时各路（路，宋代略相当于省级行政单位）都在抓捕犯人，即使是多年前的罪犯，也不放过，甚至罪犯已死，各地还在抓捕罪犯的子孙。郭贽知道此事后，认为此举不当，于是草成奏疏，认真来说这个事。太宗赵炅知道后，当即赦免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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