惭德与大功
太宗赵炅一生，有“惭德”四：
太祖开宝年号当年未尽，着急改元，是一；
赵廷美大案无可奈何中的处理，是二；
由“雄猜”之言，不慎逼死赵德昭，是三；
没有为太祖皇后送葬成礼，是四。
但他又有“大功”四：
抑制藩镇种种苗头或可能性，没有让立国几十年的大宋帝国回到乱世，确定太子，回到古制，完成权力和平交接，是第一大功。
平定北汉，收复清源、吴越，获取中原尽可能辽阔的活动空间，是第二大功。
至于与契丹和战二十年，有胜有负，算不得大败。高梁河、岐沟关两场战役失利，最后失去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雄心，但总算守住关南之地。从战略意图而言，双方算打一个平手。但在战争中，开始令帝国精英有了“战争与和平”的思考，这样，就让中国（大宋与契丹）在纯粹的丛林角力状态，有了理性展开。从人类战争史考察，太宗朝与契丹的和战，为地缘政治提供了至为珍贵的人类智慧，那是通往“澶渊之盟”的沉重而又必要的铺垫。中国人在政治实践中的理性一旦得到意味深长的展开，和平，是可能的。而和平，对人类福祉而言，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故与契丹战和功过相抵。
第三大功是文治。
太宗一朝推演科举、编修大书、奖掖人才，在“偃武修文”方向上成就更为卓著。这是万世不朽之文化基业。
太宗本色是文人。
在所有这一切之上，太宗对中国文明最了不起的贡献是他恪守了太祖订立的种种制度，坚守“仍旧贯”之保守主义理念，以《誓碑》为“祖宗家法”大宪章，延续了大宋帝国的光荣。越是理解中唐以迄于五代的乱世，越是理解太祖、太宗的光荣。他们在军政方向上，为中原在地缘管辖方向上的统一，以及在圣贤理念照临下的治理，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创造性贡献。
这应该算作太宗的第四大功。
与太祖一样，太宗也是大宋帝国三百年的“立法者”；但太宗的“立法”，更多是承认太祖赵匡胤的《誓碑》，并将其接续下来，成为帝国最为重要的一种政治程序。如萧规曹随一般，赵炅的率由旧章，事实上成就了赵匡胤《誓碑》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太宗践祚第二天，诏书说到“五条意见”的最后一条：“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这里的“纪律”，就意味着他对《誓碑》的肯认。我甚至有理由猜测：公元976年，农历冬十月癸丑，那一个大雪的深夜，赵家老二、老三，这两个皇上在宫中密谈的内容，很可能包括了《誓碑》。这是理解“金匮之盟”暨“兄终弟及”之后，大宋政策连续性的线索之一。
太祖一朝，没有一个因为“上书言事”而被杀的士大夫。
太宗一朝呢？有一个近似的案例，鲜少为人提及。
太平兴国末年，孟州有一人名张两光，考进士殿试不合格，落第，于是“纵酒大骂”，热闹的街衢中，围观者很多。他越骂越不像话，逐渐开始“言涉指斥”，也即直呼皇上名字而加以责骂。被巡官发现，抓捕，汇报到朝廷。史称“上怒”，结果张两光被杀。
《誓碑》规定的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个张两光如此开骂，已经不是“士大夫”，而是“癫狂文人”“犯法文人”。这样的“文人”与“士大夫”不是一个概念。《誓碑》从法制上保障言论自由，并没有包括犯法自由。张两光不是“上书言事”，而是“犯法”。至于他所犯之法，是否当斩，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誓碑》无关，因为他不是“士大夫”。
太宗求才心切。雍熙二年（985），科举考试，已经录取进士一百七十九人。有人说：“下第中甚有可取者。”没有录取的下第之士也有很多是可取的人。太宗求才心切，于是下令复试，又得到七十六人，其中一个叫洪湛的人，史称“文采遒力”，文章写得漂亮、遒劲，特升为正榜第三。端拱元年（988），礼部录取二十八人，有一进士叶齐打鼓，认为不公，于是再试，又得到三十一人。诸科因此而得到官职的人达到七百人。史称“一时待士可谓至矣”，一时间对待士大夫可谓很优厚了。
但太宗求人才是德才兼备之人。因为人才早晚要做官，如果德行有缺，做地方官就会为害地方，做朝官就会为害社稷。这是太宗赵炅不愿意看到的。张两光没有被录取，就大骂，违背了公序良俗，已经有失士子体统，又“言涉指斥”，更是违反当时的刑律规定。此人如何可以做官？此事应该令太宗失望。一时施出辣手。张两光罪不当诛，是事实。
因此，这件事还不足以证明太宗违反《誓碑》的约定。
由于太宗恪守了《誓碑》的大宪章精神，所以他在位二十一年，成为有道义有格局的一代贤君。
《宋史》盖棺定论
太祖《誓碑》有两个版本，都值得重温：
第一个版本：
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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