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元年（990）二月九日，京东转运使何士宗报告：“登州（今属山东）岁饥，文登、牟平两县民四百一十九人饿死。”赵炅当即下诏，并派遣使者，开仓赈灾。死者，由官方代为葬埋，并发给死者家属抚恤金，“以钱五百千分给之”，用了五十万钱分给家属。由于地方官没有及时报告灾情，导致地方饿死人事件发生，赈灾之后，开始追究责任，“仍劾罪以闻”，推定官员渎职罪责的惩罚办法，上报朝廷。
至道年间，契丹的威胁愈益严重。但京畿及河南百姓遇到了灾年，乃至于春播的种子出现紧张。一场雨后，赵炅当即下诏，以官仓粮豆数十万石贷给庶民做种子。有关部门考虑到战马需要养护，请求留出一部分给马匹食用。赵炅说：“但竭廪以给之，国马食以刍藁可矣。”春雨及时，正是播种时机。百姓没有粮种不能尽地利，只管倾尽粮库给农民，相信到了秋天会有百倍收获。至于“国马”，就用干草做饲料可以啦！……
太宗“国马论”，很接近孔夫子在马厩失火后的发问：“伤人乎？”不问马。赵炅赈灾从未有过犹豫。民生，在赵炅这里具有不容动摇的重要性。
祖宗之法
大宋帝国流行一个说法，就是“祖宗之法”，说的就是太祖、太宗为大宋帝国的“立法”。宋人称太祖、太宗做皇帝的那一段时间为“祖宗时”。当说到“祖宗之法”或“祖宗时”这几个汉字时，往往含有“我大宋那时定的规矩”之含义，并以此来告诫、规劝、讽喻当朝皇帝“不要坏了规矩”。故“祖宗时”订立的“祖宗之法”，实有大宋最高法条的性质，可约略称为宋代三百年的“大宪章”。
赵匡胤病逝后第二天，赵炅颁布“五条意见”，就申明对太祖时已经定下的“纪律”也即制度，要严格遵奉执行。又过了两天，宰相薛居正等人来见太宗，要求太宗“听政”。太宗答应后，移居太祖过去办公的地方长春殿来处理政务，并对薛居正等人说：“边防事大，万机至重，当悉依先帝旧规，无得改易。”
遵照太祖遗制处理国家大事，边防大事，也要全部依照太祖旧日的规定，不能随意改变。
太祖晚年曾经征伐北汉。太宗当然有理由“依先帝旧规”，征伐北汉。“祖宗之法”中，包含了混一环宇、河山一统的政治梦想。
但是太宗立国之初，各类灾害不断，各级官员也不老实。人性中的贪婪，借着五代以来的乱世风习，即使在“太平兴国”年间，也还是不断爆出腐败、邪僻等种种恶果。
太宗要恢复汉唐旧疆，更要推演“天下太平”。他需要在江山一统之后，实现“天下太平”。太宗之梦与太祖之梦一样：实现道义天下，恢复汉唐旧疆。
阻碍这个梦想实现的外部威胁是草原帝国，内部威胁是藩镇割据。
比较起来，内部问题更为直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中央集权是一个现实选择。
但在“价值应然”前提下，也即道义前提下实现中央集权，需要“平衡术”。如何既不灭裂天下道义，又能有效驾驭群雄，保持邦国秩序？太祖太宗一生就在这个场域中寻求政治弹性。
太祖已经部分完成了藩镇割据问题，但凭借对人性和政治的理解，太宗知道：只要时机成熟，“阴谋拥戴”就会死灰复燃，试图与朝廷对抗的新的藩镇就可能出现。
谁能知道，一个无德无能的藩将赵在礼，会在“被拥戴”中，成为后唐叛帅？
谁能知道，一个性情宽厚的藩将李嗣源，会在“被拥戴”中，灭了后唐开国之君，自立为帝？
谁能知道，一个远在西北的藩将李从珂，会在“被拥戴”中，夺了合法君主的位置称帝？
谁能知道，一个做着枢密使的藩将郭威，会在“被拥戴”中，推翻后汉，做了后周的皇上？
谁能知道，睡梦中的殿前都点检，哥哥赵匡胤，会在“被拥戴”中，返回京师，建立大宋帝国？
……
站在历史的后面，还可以补充一个近代故实：谁能知道，道德“天下可信”的大清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今天的上校旅长或团长）黎元洪先生，会在“被拥戴”中，反清，出任湖北都督，成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标志性人物？
“被拥戴”，是传统制度条件下，权力重新分配的一种可能性。
当可能性展开成为一种现实性时，变局就会出现。
随着“被拥戴”的变局出现，便是生民苦难。
正本清源与拔本塞源
太祖太宗的优异之处甚多，“拔本塞源”是其一。“拔本”，也即拔除树根；“塞源”，也即塞住水源。意思就是从根本上做到防患除害。
它与“正本清源”不同。“正本清源”指的是树木已经歪斜，需要从根矫正，源头已经混浊，需要从头清理。这是对“已然”祸患的整顿。“拔本塞源”是在变局尚未萌蘖之际，即将“可能性”消弭于虚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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