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是这段话的主题词。
“圣人常无心”，“圣人皆孩之”，类似意见，在儒学中也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论个人修养，可以回归“真人”境界的描述；论政治治理，就是对恪守“无为而治”也即“自发秩序原理”境界的描述。有必要做个注：“无为而治”是儒学话语，四字就在《论语》中。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中描述了人的精神的三种状态：负重的骆驼、沙漠的雄主、无怀的赤子。一般人们都注意于“沙漠的雄主”这一阶段，以为这类“超人”的境界乃是尼采讲述的主题。但这是一种激进时代需要的“误读”。“超人”也即“沙漠的雄主”，作为人类文明推进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尼采所标榜的最高境界，在尼采看来，最高的境界是“无怀的赤子”，也即纯任自然的婴孩。这才是尼采欣赏并理解的人类愿景。
《老子》在尼采之先，已经多次言说了这个境界。《老子》中至少五次论及这个主题：“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独泊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圣人皆孩之”。
李贽“童心”说，与老子和尼采的论说也颇接近。
在俄罗斯一些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人们在称赞一个作家或思想家的时候，往往把他比之于“孩子”，如托尔斯泰就被人说很像一个孩子。
孩子的状态，是一种无心为善、无心为恶的状态。
以这种心态、境界主持天下，则：无论士庶善与不善，我要善；无论士庶信与不信，我要信。儒学主张邦国领袖与政府，必须行仁政、有诚信。这两大指标，不得借口士庶“素质”太差而移易。士庶“素质”差不差不可知，领袖“素质”差不差则一望而知。且士庶大众，良莠不齐，有善有不善，有信有不信；试图一揽子解决士庶全部向善、全部守信，这个念头本身就是狂妄的，因此是“不善”的，也是做不到的，因此是“不信”的。士庶善，我才善；士庶信，我才信。这是驵侩交易——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八两（老秤），而不是人君治理——恪守圣贤价值理念，不摇摆、不飘移，更不因外界“不善”“不信”，“皆注其耳目”而变更。
当年丘吉尔为大不列颠立下泼天大功，英国士庶“不善”“不信”，而且“皆注其耳目”——就想追求更美好生活——全然不顾这位大英雄的昔日荣耀，但丘吉尔并不因此而改变致力于英国自由事业的初心。
太宗赵炅，以他“读老”、读佛、读圣贤书，且日读三卷《太平御览》的知识积累和思想资源，觉悟到这个“君道”，与丘吉尔有逻辑上的相通处。这不是寻常君主可以达致的境界。
寇准“令帝复坐”
名相寇准，是一个“刚猛威断”的人物。“澶渊之盟”，几乎就是他逼着真宗赵恒御驾亲征的结果。他对太宗也有“刚猛威断”的记录。一次奏事，说来说去，太宗不听他的，越说意见越不合，太宗一怒站起，拂袖要走。寇准一把拉住太宗衣服，史称“令帝复坐”，让皇帝再坐下来。一直到这件事满足了寇准的要求，寇准才退出。
但太宗还就是喜欢他这个样子，留下一句话，被史官记录在册：“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文皇，就是唐太宗。
太宗对文武大臣，往往就是这种姿态，豁达，大度，亲切，不端着，不做作。本色，是他一大特色。用太宗自己话说，就是“贵其自然”，儒学的意见就是“诚”，真实而又诚恳。
宋太宗批评唐太宗
淳化五年（994）夏四月的一天，宋太宗有一次批评唐太宗。他对左右说：“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朕览唐史，见太宗所为，盖好虚名者也。每为一事，必预张声势，然后行之，贵传简策，此岂自然乎！”
帝王的举动，贵在自然。朕曾经浏览唐代历史，看到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应是一个好虚名、好虚荣的人。你看他每做一件好事，一定要预先做张做势，然后去做，传之简册之事，这样自然吗？
太宗赵炅看不惯那种为了流传青史而矫揉造作去做“好事”的行为。
开宝寺灵感塔与田锡的讥评
不仅“本色自然”，他还“克己复礼”。
太宗信佛教，又有克制，信佛而不佞佛。
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宋人有新译的佛经五卷，太宗看后，觉得不错，就对臣下说：“凡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为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说，亦有可观，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作为君臣，能够治理天下，有利于天下，就是修行。过去梁武帝动不动就舍身，到佛寺去做僧奴，这真是太愚蠢啦！但佛经之说，也有很可观的地方，爱卿等可以试着读一点。我的想法是：要让世间有佛教存在，但不能沉溺于佛教中不理政事。
这是接近“政教分离”的大智慧，很得圣贤之“中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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