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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三百年:文功武治宋太宗_金纲【完结】(49)

  但薛相意见可取之处在于:此时,平北汉,时机、程序或有问题。

  在周世宗、王朴时代,在“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中,北汉,都是应该最后平定的割据势力。按照后周战略,必先取幽燕,而后北汉失去外援,那就是囊中之物,几乎可以传檄而定,仗都不必打。北汉必当取,但必当乘兵锋之锐,直取幽燕,而后取北汉。太宗等人先取北汉,后取幽燕,违背当年柴荣、王朴的成熟画策,所以最后有“高梁河之战”的失利。太宗此际决计平北汉失误在此。这是一番大议论,其中自有直达兵机隐微之道的远猷宏谟,容后慢表。

  且说太宗赵炅听了薛相“歪论”,也不爽,反驳他说:“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朕计决矣!”现在北伐,虽然与世宗、太祖的北伐事情一样,但形势已经大有不同。况且,先帝当初破契丹后,迁徙北汉人民到内地,虚空那一片土地,正是为了今天的北伐。朕北伐之意已经定了,不可变更。

  随后,赵炅派出了大臣出使高丽,告诉东北边部这个邦国大宋北伐。按太宗的意思,是期待高丽能够牵制一下契丹。但后来的事实证明,高丽没有动。五代以来,高丽始终依违于中原帝国和草原帝国之间,就像后来的西夏,始终依违于契丹和大宋之间一样。小国要生存,在两大国夹缝中闪展腾挪,可以理解。春秋时郑国就在晋、楚两大国的压力下,不断变换身姿,两头下注。正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赵炅又派出朝廷官员到各个州郡去督运军储物资,限期赶赴太原城下。

  一切安排妥当,开始组建北伐指挥机关。

  藩镇旧习

  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北伐总司令。宣徽院,掌管并总领宫禁之内诸司及殿直工作,举凡官员核定、祭祀大典、日常朝会、宴享仪式、内外供奉等,都在其管辖范围内,略似组织部副部长、办公厅副主任、礼宾司司长职务之和,但职责范围似乎还要更广。古代职官分工不如今日之细,往往一个官员“岗位”相当于今日多个官员。潘美,乃是北宋仅次于曹彬的名将,曾经在江南、南汉用兵时,功勋卓著。

  太原,城广高大,易守难攻,需四面战取。于是分派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员大将分头攻取太原城四门。

  但在分派这个任务时,遇到了一点麻烦。

  太原城内,西面,是北汉主的宫苑,按照军事常识,这是最难攻取的地方,因为城内必定要在此地布设最强城防力量。刘遇,当时的官职是节度使;曹翰,是观察使,较刘遇级别略低。按照职官轻重排列,刘遇应攻取太原城西,曹翰攻取城东。但刘遇知道城西凶险,不易立功,有忧虑,就提出与曹翰换地方。曹翰说:“我是观察使,班次在您之下,应当在东北。”刘遇坚决要与他调换,俩人争执几天,也没有决定下来。

  太宗赵炅担心将帅不和,就对曹翰说道:“卿智勇无双,城西面非卿不能当也。”曹翰这才决定奉诏。

  关于刘遇与曹翰交换阵地之事,《续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不同说法,前者记录说“(刘)遇欲与(曹)翰易地”,后者记录说“(曹)翰欲与(刘)遇易地”。按行文逻辑,《续资治通鉴》为当。但无论哪一种记录,都记录了二将不想攻击太原城的西面。

  总之,这是个事件。这个事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于此可以看到北宋将帅沿袭五代以来藩镇习气有多么严重。怕吃苦、怕流血,固然是人之常情,但战争以“士气”为重,丢了“士气”,军人质量是有问题的。一代雄主赵炅对此也只能优容,足见汉唐“尚武”精神,经由五代乱世,斫丧之深。这是后来的大宋君臣,除了少数例外,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内部问题。军令之严,五代以来,仅见于周世宗柴荣一人而已。史上“弱宋”之论,主要是指军人之“弱”,而军人之“弱”,又往往与领袖对将帅的这类优容有关。

  北伐,攻取太原,四面城要有联络部署,要有人巡视四面城壕,随时通达信息,也要有人观察攻城器械损失状况,以便随时补充。赵炅也做了安排。

  粮草准备,早已通知地方,并已经安排督运,现在,又派出河北转运使与陕西北路转运使分掌东、西两路转运使事。山西,居于河北、陕西之间,这样部署,考虑到运输线路最短,可以快捷调运。太宗对粮草有足够重视。他在后来御驾亲征时,在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市),认命唐州(今河南唐河县)团练使曹光实到陕西去转运当地粮草。曹光实想到疆场效命,对太宗说:“臣愿提一旅之众,奋锐先登太原城。”太宗说:“军用资粮事大,足够你展示自己本事了!”

  更重要的是,太原与草原之间,石岭关一带,必须派出得力将军,阻断可能的契丹来援。赵炅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云州(今山西大同)观察使郭进。

  太宗赵炅从公元976年执政,到997年病逝,二十一年间,总与契丹发生战事数十场,互相间各有杀伤,按战例统计,宋师赢得多,输得少,但“高梁河之战”和“岐沟关之战”两场战役宋师吃亏较大,让大宋君臣意识到问题的严峻。这数十场战役,是中国史上意义重大的“澶渊之盟”实现之前必要的前奏。之所以有“澶渊之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双方都深入骨髓且不无悲哀地认识到,谁也无法吃掉谁。在这个基本“共识”面前,双方有了向着“和平”趋近的主动性。各自都有了“求和”的真诚意愿。宋太宗与契丹多年征战,等于在为后来签署“澶渊之盟”的宋真宗“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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