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将军不识字，有时在宫中值班，内侍宦官们喜欢他，就往往围着他侃大山。呼延赞有时心血来潮，就召来跟着值班的仆从研磨，然后取出佩刀，刺自己的胸部，出血，流到砚台里，跟墨汁混了，写奏章。主题就是：希望能调自己到边疆“捍边杀虏”，捍卫边疆、痛杀契丹。宦官们恶作剧，开玩笑说：“您这可是够忠心的，但要是把心脏掏出来，割了，流血，写奏章，那就更能明白您的忠心了！”呼延赞说：“我不是爱生不爱死，但契丹未灭，现在死了，白白丢一个躯壳而已。”
但此人不争功。真宗时，他跟着皇上到河北巡幸。真宗皇帝在此地与诸将聊天，要将帅们各自说说自己的功劳。于是将帅们来了情绪，都在争着叙说自己如何出生入死，如何斩获敌方将帅，如何攻取战略要地，等等。争到最后，已经喧哗一片。只有呼延赞不争。真宗问他，他说：“臣月奉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无以报国，不敢更求迁擢，将恐福过灾生。”臣每月有俸禄十万钱，连一半都用不完，已经感到给我的太多了。自己想来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的，更不敢请求升迁。也主要是害怕福气太大了要生灾害。
说罢，再拜而退。
众人听他一席话，感到他“知分”，知道自己的位置和实际，但他这种不争的姿态，还是得到了众人的赞誉。
他的忠诚也有特殊的方式。
大宋建隆年间，也即太祖时代，曾经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建庙。真宗时也对李靖多次褒奖，以至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真宗在郑州为大唐名将李靖立了一块御制碑，史称《灵显王庙之赞》。碑文称赞了李靖，认为他“功存于国，惠浃于民”，功勋永存于国家，恩惠长利于人民。（顺便说，事实上此地原有庙，是纪念另一李姓历史名人北魏大臣李冲的。此碑今尚在，就在郑州市内一条街道边上，已经开始风化剥落。）
呼延赞虽然没有赶上真宗立碑故实，但他知道两代君王都对李靖敬慕有加。正好他的母亲也姓李，于是他就专程跑到郑州设有李靖泥塑像的殿里去拜，称李靖为“舅舅”，自己是李靖的“外甥”。
呼延赞，是一个有点心机的莽撞人。
劝降北汉主
且说太宗督阵攻取太原城。
说话间到了五月，又是一个夜晚，太宗再一次动员诸将发起急攻。天麻麻亮时，已经攻陷了太原的羊马城。羊马城乃是史上若干著名大城的城外城，相当于主城垣的第一道近身防线。它位于四面壕沟之内，离开主城有十步之遥，大约十五米到二十米之间。羊马城破，主城就没有了最后的屏障。
北汉开始出现恐慌情绪。
这一天，北汉大臣宣徽使范超认为大势已去，于是乘羊马城陷，混乱之际，出城，准备投降。但宋师一见，以为不早不晚，这个时候出城，说是“归降”，谁信啊？于是认定他是“突围”，就将其生擒，而后不容分说，拉到大旗之下，斩了。而北汉那边，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出城，认定他是“投降”，于是，也不容分说，将他的妻子儿女也绑了，割下首级，扔到城外。宋师这才知道：原来这小子是真投降啊！
战乱中，个人的悲剧各式各样。范超究竟是“归降”还是“突围”，也许现在已经不好判断。
北汉代州刺史刘继文，以及北汉主的女婿卢俊，远在几百里外，就放弃了守城，投奔了契丹。
北汉马步军都指挥使，也即骑兵、步兵总司令郭万超，做出妥当姿态，卸掉盔甲，归降了大宋。
太宗心情振奋，来到城南，对诸将说：
“明天中午，咱们应当到城里去吃饭。”
说罢，又起草了一份诏书给北汉主刘继元。
这一天夜里，城上现异象，据说有苍云很像人状，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
攻城队伍轮流上阵，昼夜不息。宋师战士在太宗督促下，人皆准备奋力一搏。史称“士奋怒，争乘城，不可遏”，这是振奋而激怒，争着登城，几乎无法控制、遏阻。但是太宗赵炅看到将士如此奋勇，反而生出恐惧之心。他知道刚刚处理的北汉宣徽使范超，就是一个战例。这位北汉正部级大员，已经在战士的捆绑中不断告知是来“归附”大宋的，但战士根本不听，还是将他杀了。这样愤懑的情绪带到破城之际，一旦失去约束，岂不就要屠城？
大宋“祖宗之际”，也即太祖、太宗时代，最动人的责任伦理开始发挥作用。这二位读圣贤书的政治领袖，即使在政治条件最为险恶的时刻，也不忘记圣贤教诲，或者说，往日的圣贤教诲，如“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已经内化为他们的政治性格和道德自律。颠沛造次之际，唯有“公道、仁德”不可丢弃。这类简单但博大深邃的儒学原理，让这两个帝王，成为圣君、贤君。纳入世界范围来看，太祖太宗与那位谦和、宽容的罗马皇帝奥勒留比较，并无逊色。
赵匡胤当初征服南唐时，要统帅曹彬不得枉杀一人，甚至在将帅们表示不杀人无法攻城略地时，赵匡胤斩钉截铁地回应道：“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现在，太宗面临了同样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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