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个说法，不是刘继业劝降北汉主，乃是北汉主劝降刘继业。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说法与《续资治通鉴》相同，文字略异。但在行文中，又引用五代史资料《九国志》等，推断说：流泪劝谏北汉主投降的人是马峰，因为如果是杨业劝降，那么应该跟着北汉主一道来见宋太宗，哪里还用得着再派人去召他？不过《续资治通鉴长编》对这一番推断也不自信，甚至还留下了太宗封赏杨业的一篇“制词”，略云：“百战尽力，一心无渝，疾风靡摇，迅雷罔变。知金汤之不保，虑玉石以俱焚，定策乞降，委质请命，忠于所事，善自为谋。”意思是：杨业将军身经百战，每次大战都能尽力向前，一心一意，从未有过不忠，即使是动荡变乱之际，也不动摇，惊险危急之时，也不变节。但将军知道河东城池难于自保，忧虑战火中玉石俱焚，于是制定战略，请求归附，谦恭卑辞向大宋请命。可谓忠诚于事奉的君国，善于规划自身。
按这个说法，刘继业有劝降北汉主的可能。
歧说俱在，这事今天已经很难“真实复原”。
但不要紧，要紧的是：如果刘继业也即杨业劝谏北汉主归附大宋，是个人污点吗？如果君主已降，臣子不降，是个人荣誉吗？现在看，都不是。我想把这个问题用最简洁的话语说清楚，当我说完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我能“重行推断”出史上这个记录之所以“歧说”并存的原因何在，逻辑在哪里。
先说第一个问题：刘继业也即杨业为何劝降北汉主？
北汉，是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最后一个被收复的割据政权。它必须被收复。理由之一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是三千年中国之规律性存在。“大”在这里是动词，有“尊崇”“重视”之意。中国幅员辽阔，需要一种足够规模的国家疆域以完成有效治理。历来圣贤所以尊崇河山一统，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族群生存的政治哲学所在。按照东周以来的经验事实可知，那种割裂华夏的地方政权，是从负面影响共同体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权力形态。“民生”凋敝，在割据政权下是至为常见的共同体生态。所以孙文先生认为真正的政治核心是民生。
按照“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述，之所以有“大一统”国家理论，是因为农耕时代灌溉系统的需要。中国之黄河、长江、淮河，不能想象如多瑙河一般，可以由割据政权分段管理。于是，统一，成为规律性的政治诉求大义。
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宋是当之无愧的统一力量，因此也是健康力量。北汉在天命所归之际，犹自顽梗，就是逆天而动，所以，大宋称其为“逆命”自有道理。当此之际，杨业劝降，就是“知命”。他所挽救的是更多士庶生命，使之不再继续无谓的流血。北汉抗命，不是正义事业。就像当年轴心国士子多投奔盟国一样，杨业拟投奔大宋，也是正义选择。
杨业劝谏君主投降，符合邦国演绎趋势，政治正确；符合士庶民生要求，伦理正确。
但太原城已下，杨业犹自苦斗，这第二道理怎么算？
说起来，两个方向可以解释清楚。
第一，刘继业乃是军人，军人就有军人之职业道德。守城，敌我力量悬殊之际，更是彰显军人荣誉之时；敌军破城之际，尤其是军人本色呈现之时。老将军到了这个时刻，已经不再是为北汉而战，是在为自己而战。这是五代十国那些“跳槽”“换单位”般的武夫难以望其项背的道义精神。当着大宋雄师鼓噪入城，城内烽火四起，故国大势已去的凶险局面终于来临时，将军背靠老城，据守街巷，利用地形地物，镇静地等待最后时刻，冷静地指挥亲信辗转于刀头剑锋时，那一时，天地为之低昂，风云为之变色。那是末路尊崇的高大群雕。老将军完成的是历史性悲剧，一种由人间生发，但气冲斗牛的艺术。他在自我形塑，成为五代十国迥然不同于杜重威、杨光远、符彦卿等“名将”的“异类”。他在刀光血影中扼守孤独。
第二，他不知道北汉主投降的信息。将军期待更多沙场立功机会，更明了天下大势，因此，他向往大宋。期待在大宋王朝更有作为，所谓“策功茂实，勒碑刻铭”，跟着宋太宗与契丹征战，“宣威沙漠，驰誉丹青”，如此戎马一生就太完美了。所以他要向北汉主劝降。但现在，他在没有得到北汉主投降的命令之前，他就是军人，是将军。他没有资格决定自己投降。很可能，宋师已经告诉他北汉主已经归附啦，但他没有得到北汉主的“诏令”时，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宋师的通知，兵不厌诈，这个将军懂。
现在可以做一个“复原历史现场”的推断了——
刘继业也即杨业，确实曾经向北汉主劝降；当时北汉主没有降；城破之后，乱阵中，老将军没有得到北汉主已经投降的消息，所以，他要“据城苦斗”。宋太宗于是让北汉主亲自去劝降老将军，因为他知道，任何人都不可能说动这个职业军人。作为军人，死亡威胁不能让他匍匐，但是君主命令必须遵守。
史上有一种记录也常见，说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平北汉，八月才招降刘继业，我唯独不信这个记录。逻辑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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