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目光在巡视诸将时，应该有过期待。他需要他们懂他。
但是懂他的人，寥寥。
时任铁骑军指挥使的呼延赞也不赞成到燕蓟之地去打契丹，但他满脸密密麻麻刺了“赤心杀贼”的黑字，看不出他的表情。
随军的参知政事，文人赵昌言觉得大宋与契丹早晚应该有一战，晚打不如早打，于是率先站在了太宗一边，回应道：“自此取幽州，犹热鏊翻饼耳！”从镇州这里收复幽州，就像在热鏊子上烙大饼翻个似的，容易得很！
呼延赞对这位轻敌的宰相嗤之以鼻，他嘲笑道：“书生之言不足尽信，此饼难翻。”皇上您别信这个书生说的话啊，书生之言，不可以全信——契丹这个大饼不好翻！
这故实为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学者王得臣《麈史》所记录。书中说是王得臣同时代大臣富弼亲口讲述。富弼还说，最后太宗兵败而归，证明了呼延赞的预见性，于是对王得臣再三喟叹说：“武臣中盖亦有人矣！”大宋武臣之中也有明白人啊！但据考证，赵昌言参政在后来，时当太平兴国年间，他还没有出任国务总理。总之王得臣记录可能有误，但《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引用《麈史》这一故实，评论说：“或呼延赞实有此言，亦不可知。”也许呼延赞真的有这样一番话，也说不定。
上百将帅，支持太宗意见的没有几个人。殿前都虞候，大将崔翰，就是当年在东京西郊讲武台训练数十万禁军的演习总教官，他对指挥禁军有心得，认为破北汉易，破契丹也不难。于是在建功立业的军人荣誉和个人雄心的加持下，也站在太宗一边，提出了鼓舞人心的意见：“此一事不容再举，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讨伐契丹这件事，不能再次举兵！举兵一次要费多少周折！我们大宋精锐已经悉数在此，又当破河东的余威，正好乘此破竹之势，取燕蓟，很容易。古语云：时不可失也！
“时不可失”，四字深深地契合太宗之意。史称“上悦”，皇上很高兴。于是“喜而兴师”之意已决，如此，历史预定轨道已经铺设完毕，格局已定，不可变更。
太宗不明白的是，这一个时刻，他已经开始违背军事规律，他正在犯兵家之大忌。《孙子》有言：“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此安国全军之道也。”战胜攻取之后，要“修其功”。何谓“修其功”？适时赏赐就是其道。太宗于战胜攻取之后，不赏，是犯兵家大忌之一。这个赏赐，他拖了半年之久。那时的颁奖已经没有了激励效果。兵法不可“怒而兴师”“愠而攻战”，已经是军事常识；还可以补充一句：也不可以“喜而兴师”“乐而攻战”。喜、怒，都是战时的非理性状态。太宗在兴头上，还写了《平晋诗》，刻在寺院里，要诸臣唱和，全军一派喜气洋洋。这时候进入战争决策，依然属于“政治不成熟”。故太宗再犯兵家大忌之二。如此，如何安定邦国、保全军队呢？
从“乘胜取燕蓟”豪言一出，到“时不可失”壮语一激，再到太宗欣然一“悦”，这一场战役的结局已定。剩下的事情，成为太宗一行趋奔结局的悲剧历程。
第一个错误
太宗从镇州向京东、河北诸州发出了调动军用物资的命令，要他们限期转运到北面行营。他知道“师疲饷匮”是牢骚，也是事实。
随后，车驾从镇州向定州出发。镇州即正定，在今天的石家庄北，定州在今保定南，相距百里路程，一个驿站。此地已经贴近幽州的南部了。
扈从部队要按期限到镇州集合，但是到了日子，居然有几个番号没有到达！史称“上怒，欲置于法”，太宗大怒，要将延误军期的首领法办。那就是要杀人祭旗了！
时任马步军都军头的一位军官名叫赵延溥，赶紧来到太宗营帐，劝谏道：“陛下巡行边陲，本以外寇为患，今敌未殄灭而诛谴将士，若图后举，谁为陛下戮力乎？”陛下到边疆来巡视，本来是以契丹外寇为我军大患的。现在外寇未加剪灭而诛杀自家将士，如果这样来图谋后面的大事，谁还为陛下效命沙场啊？这一番话居然打动了太宗，接受意见，还好言表扬称赞了他。
现在可以看到，决策“取燕蓟”之后，这是太宗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军中无戏言。军人不按规定日期集合，就是违反军令。这等严肃的大事，太宗优容对待，所以养成了大宋将军往往不在意延误军机之过。后来，杨老令公就因为潘美、王诜延误集合日期，成为孤军，被契丹擒杀。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车驾到达定州之后，太宗又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派遣使者到北岳恒山去祷告、祭祀、许愿。这是祈求天神地祇保佑平安顺利的意思。
第二件事是再作一首诗，主题是悲悯沦陷区中原士庶，以此激励契丹辖境原属中原地区的人民，起来反抗异族。众多大臣也跟着唱和。一时间，这些诗就传入了契丹南部。
随后，太宗继续北上，来到今天的保定市，那时一个叫金台顿的地方。此地过去是战国燕国故地，燕昭王曾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所以名叫“金台”，“顿”就是馆舍的意思。这里是一个驿站，有时属于契丹，有时属于大宋。现在属于契丹，太宗进入敌境，意味着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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