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每遇到契丹南侵，大宋这边就会升起狼烟，以示边警，然后宋师就会大规模集结。曹翰就让人在边境各处举烟，但见狼烟四起，边境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契丹并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一时以为有伏兵，因此蜷缩在附近城中不敢靠近边塞。曹翰当即指挥工人跟着“五骏骑”，入山伐木，得到巨大的建筑木材数万株，车载肩扛，从容地回到要塞。
曹翰督工，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完成了太宗交给的任务。
“不为家贫卖宝刀”
曹翰嗜杀。在周世宗时，曾经做枢密承旨。一次世宗征淮南，留下一千多副铠甲在正阳（在今河南驻马店东南），随后又得到南唐的降卒八百人，派人往京师递送。曹翰正在从京师往淮南去见周世宗，过了正阳十几里地后遇见了这一批降卒。他担心降卒们待会儿走到正阳，知道有现成的铠甲，会劫了兵器作乱，就假传周世宗的旨意，将八百人全部杀死。等到他见了周世宗说此事，周世宗不高兴。曹翰说：“南贼是因为走投无路才归了我们，并不是心服。征淮南得到的器甲，都在正阳，万一被他们夺了，那是又出来一个等着征服的淮南啊！”尽管杀俘不祥，但周世宗想想，算啦，没有给他定罪。
周世宗临终时，召大臣范质等参与顾命，曾要范质以王著为相、曹翰为宣徽使。但范质考虑的是，王著太爱吃酒，曹翰则“饰诈而专”，好装点自己的诈术，行为专断，于是没有执行世宗的临终遗言，只让曹翰做了德州刺史。
太祖时，收江南，曹翰独当一面，克复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但因为南唐兵将据城据命，顽强抵抗，城破后，他有了屠城之举。这是大宋对内对外战争史上的一笔罪恶，由曹翰书写。
曹翰虽然平江南有功，但是杀人屠城事，性质太恶劣，一直到太宗时，多年在“环卫”，没有升官。所谓“环卫”就是禁卫军官，有多种称号，但属于散职，史称“皆空官无实”，一般用来措置闲散武臣。这种官职俸禄也不高。一天太宗安排内部宴会，侍臣都要赋诗。曹翰因为是武官，没有邀请他参与。他于是自我推荐说：“臣少年时也曾学诗，请求也参加宴会。”太宗笑着答应了他。宴会时，太宗又对他说：“卿是武人，请以‘刀’字为韵，上一首诗吧。”曹翰拿过笔，很快写好：“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
这诗写得酸不溜丢，大意说，我曹翰乃是一军事家，过去有功，现在还能拉起强弓，但看着过去旧战袍，又不能有作为，很是惭愧。关键词是“不为家贫卖宝刀”。意思是我现在生活很困难，陛下您看着办。
太宗看了也很难过，想想这也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现在居然到了要“卖刀”的地步，就从“环卫”一下子给他升了好几级。
曹翰与崔翰齐名，作战骁勇有谋，立功也不少，而且有慷慨散财之举，乃至于他死后，家中没有多余的钱财。《宋师》本传对他的评论是：“至于好谋善战，轻财好施，所至立功，则未有优于曹翰、崔翰者也。然不可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者，崔之论奏平燕，未免出于率尔；而曹之杀降卒，屠江州，则又过于忍者也。君子谓功莫优于二子，而过亦莫先于二子，信矣。”至于有谋略善于打仗，不重钱财乐于施舍，到哪里都能立功，则几乎没有比曹翰、崔翰更优秀的了。但二人还是不能与古之良将同日而语，原因就在于：崔翰当初论讨伐幽燕，出语未免太轻浮草率，结果导致大败；而曹翰则杀已经投降的俘虏，还在江州屠城，则是太过于残忍的人。君子认为：功劳没有几人比二曹优异，罪过也没有几人比二曹严重。
我认为这是公允精当的评价。
太宗从河北回到汴梁之后，文武大臣中的一些人提出应该再次“速取幽蓟”，尽快收复契丹所占山前之地。“幽蓟”，也称“燕蓟”，即幽州与蓟州，今属北京、天津，宋初属于“山前”之地，也即太行山以东之地，为幽云十六州的组成部分。以“幽蓟”代言十六州，主要代言“山前”之地，是大宋君臣口头禅。
但也有人反对这个意见。
太宗时代，如何对待草原帝国，大宋内部开始出现类似后来南宋的“主战”“主和”两大派系。
这两大派系，一直延续近三百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细考诸说，会发现，基本上属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中反对讨伐燕蓟的大臣主要有赵普、田锡、王禹偁、张齐贤等。但太宗时代的“主和”派与南宋“主和”派不同之处在于：太宗时的“主和”派，大多认为战争时机不到，如果时机到，可以与草原一战。所以太宗时代的“主和派”实质是“缓战派”，并非一味主和。
平塞寨“守卫战”
“高梁河之战”后，大宋与契丹的战事还在进行中。
太平兴国六年（981），初春，距“瓦桥关之战”后不到两个月，契丹再次南侵，在河北易县平塞寨，数千草原兵被知州白继赟击退，斩首三百级，获战马五百匹，器甲以千计。易县不是一个容易守卫的地方，白继赟乃是一介书生，权知边塞州郡，居然做到令契丹不可南下，有功。他后来又在平定巴蜀王小波、李顺之乱中，立功。后话表过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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