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真宗时代，王承美还向朝廷请求，要在丰州建设孔子庙。史称“诏可之”，皇上下诏同意。这应该是大宋帝国文明推进的一大成果。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区域性的文化认同。
此事在“中国文化史”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
更有意味的是太宗赵炅。
赵炅读《老子》
他在大宋多次战胜之际，与当初豪迈宣称“太原我必取之”“惟有战耳”“乘胜取燕蓟”不同，忽然有了厌战情绪。他亲自下诏，重申过去的一个意见，要边境军民，不得随意出入边关，更不得到边外生事略夺。有违背这一禁令者，论罪。如果北边有羊马牲口进入宋境，要还给契丹。
赵炅还在读《老子》，有一次就跟左右谈读老心得——
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
朕常常读《老子》，看到“好战，是不吉祥的东西，圣人不得已才用到”这句话，总是多次体会以此作为规诫。王道之事，虽然需要武功来克敌底定，但最后还是要用文德来达到天下大治。朕每次退朝之后，都要看看书，就是要斟酌前世的成败之理而推行，方法就是吸纳好的成功的意见和案例，减损坏的失败的意见和案例。
这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十月的事。
耶律贤病逝于太平兴国七年九月。
王承美丰州大捷在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
太宗应该是得到耶律贤病逝的消息之后，发布这个意见的。他不想乘契丹国主病逝，新主年幼之际发动战争。这一条历史记录，表明了他这个心迹。但是王承美说服契丹十一家部落，并护送边民内附，显然与赵炅不得侵扰略夺契丹的诏令不合。王承美战胜契丹之后，赵炅依然很高兴。
看得出，大宋皇帝太宗赵炅并没有坚持阅读《老子》的心得意见。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幽云十六州！于是有“雍熙北伐”……
太宗决计北伐的时间是雍熙三年正月，公元986年的春天，史称“雍熙北伐”。
“高梁河之战”已经过去七年，太宗腿上的箭伤虽然没有完全痊愈，还经常性地隐隐作痛，但疮疤已好。大宋的帝国精神更时时在催动太宗及时立功，而不是及时行乐。太宗几乎很少“行乐”。他不像光武帝刘秀、宋太祖赵匡胤，还够不上“圣君”，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贤君”。他对个人修为，有追求传说中的尧舜倾向。对帝王之业，有罕见的雄心。所以他在经历多次战阵，身负重伤之后，仍然不忘“恢复”汉唐旧疆。
再次讨伐契丹，他需要一个理由。
这个理由，贺令图给了他。
贺令图主战
贺令图当时知雄州（今属河北保定），他是太祖贺皇后的侄子。他的父亲贺怀浦是贺皇后的哥哥，曾任岳州刺史，此时在潘美麾下，兵驻三交口。父子二人因为皇亲的关系，又常在北部边地屯驻，自以为熟悉契丹态势，成为大宋早期著名的“主战”派。他们常常给太宗上疏，讨论“恢复大计”。契丹主耶律贤死后，他二人给太宗上疏说：“契丹国主年少，只有十二岁。现在他们是母后专政，宠幸韩德让等人在主事，国人很嫉恨他们。这是个机会，可以乘此，以取幽蓟。”这番话，这个情报，太宗早就知道，但经由这二人说出来，应该是拨动了太宗潜伏着雄心的那根弦。史称“帝始有意北伐”。
而另外一批“主战”派，也借机造势，要求太宗北伐。
掌管内廷制造的文思使薛继昭、掌管军需物资的军器库使刘文裕、散官崇仪副使侯莫陈利用等人都是“主战”派。与贺令图同时，这些人给太宗上了奏章，要求利用这个机会，北伐。
站在时光的后面来看“雍熙北伐”，应该知道：燕蓟不是不可以讨伐，但此刻，大宋没有准备好。主要是，统御三军的将才人才没有准备好。此时，大宋还没有足以与耶律休哥对垒的人才。而太宗控驭武夫的一贯之道，并没有改变。这样一场超级战争，北上，等于取仰攻之势。激情、义愤、失地之痛、立功之心，不是取胜的法宝。
雍熙三年（986）之春，给太宗上疏的这几个“主战”派，除了刘文裕，可算“庸中佼佼”外，其余无一人有大见识，更不是智者。他们提出的北伐意见，更多是一种“热爱大宋，仇恨契丹”的情绪性表现，胸中并无成算。
贺令图，皇家戚党，从小受过良好教育，是个老实孩子，史称“少谨愿”，少年时很谨慎，诚实，厚道，有操守。常出入于太宗做晋王时的府邸，得到太宗喜爱。他应该是看明白了太宗的“收复燕蓟之志”，又在边地守卫十多年，自以为燕蓟可取，必取，能取。但史称此人“轻而无谋”，做事轻率而无远谋。作为一般军人指挥一两场无须智慧介入的战斗也就罢了，“雍熙北伐”，这是泼天般的大事，“轻而无谋”岂有前途可论？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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