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到，即使是“天瑞”“国宝”，对赵普，也还是畏惧十分。在很多大臣那里，赵普甚至比太祖、太宗要可怕，得罪了太祖太宗，也不过贬官流放，得罪了赵普，结局莫测。于是，他们宁肯得罪太祖太宗，也不愿意得罪赵普。“天瑞”“国宝”也不例外。赵普如果没有过人的“阴毒”，何至于让大臣对他如此惧怕？
就连当初的吴越国王钱俶，都知道赵普此人非同等闲，特意贿赂他，给赵普送来瓜子金十瓶。
后来的名相卢多逊，已经是一个博学多谋的人物，但他不服气赵普，多次与赵普作对，卢多逊的父亲卢亿在太祖朝时做官，一见赵普即心生恐惧。他退休后，听说儿子跟赵普不睦，长叹道：“这个儿子将来是免不了有一场祸事啦！还好我已经不久于世，不会亲历此难了，也算万幸。”卢多逊后来果然被贬。
史称赵普“强直疾恶”，刚强正直疾恶如仇。也有一种说法，说赵普在中书省政事堂，接见群官，一定会拐弯抹角从对话中找到某人某人的短长之初，等到人走了，就让秘书追录某人某事，以后如果某人因某事而被追究，赵普就会找到这些记录，当作证据，于是“群官悚息，无敢言者”，所有知道被记录的官员都很惊恐，没有人敢多说话。
有一故实可以做证此说为真。
赵普折服袁廓
一个大臣名叫袁廓，管理财务有功，但是“性夸诞，敢大言，好诋讦”，性情很怪异，言辞夸大虚妄，好说大话，攻击他人。太祖时认为这是个“奇士”，待他很是优容。太宗时，袁廓更是常与人争论，甚至在朝廷上也为公事私事跟大臣争，而且声气俱厉，太宗还是原谅他。他管理财政事务，小事也很精密，乃至于很多事，需要反复核对，这就延误了地方州郡按时了断业务的进程。地方不满，就来上诉。御史开始过问这事，袁廓不服气，就找三次入相的赵普来论理。这时候，赵普刚处理完侯莫陈利用大师的案子，知道袁廓跟大师有过书信往来，就对他说：“你说的这个事，都属于职司间的工作纠纷，不算个什么事。但是您与侯莫陈利用交结得那么密切，这在道理上说得通吗？嗯？”此一问，扪着了袁廓的软肋，袁廓一下子知道：此事可大可小，生死就在瞬间。这位相爷果然如江湖传说，不可触碰。史称袁廓“惊惭泣下”，惊恐、惭怍，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他一生强项好争，此时竟无言以对。
赵普的故实一箩筐，一下子难于说清，《大宋帝国三百年》将分头缕述，慢慢“推断”这个历史人物的甲乙丙丁。
“荧惑圣聪”
现在“重行推断”这些不利于侯莫陈利用大师的黑材料，大略可以看到此人不过是江湖走得久了，浸染更多黑道习气，就像近世江湖大师的作为一样，出于自我推销的目的，必有夸大自我神奇能量之处。这样，就可能自比君王、自比先圣、自比神仙，于是有了“言甚不逊”的狂躁。这样的人留在江湖也就罢了，进入官场，历史上来看，大多会形成一片巫师般的党羽，对清明政治而言，确是一个祸患，汉代以来，这类以巫术控驭政治的案例很多，最后造成的恶政也常见。赵普决计除此人，有其正当性。
但不正当的是太宗赵炅。
他为何要听取这类人物大言，在时机未必成熟之际，做一场工程浩大的“雍熙北伐”？
这就说到传统史书上常见的一个现象：“荧惑圣聪”。
“荧惑”本义是指天上的一颗星宿，火星，引申为一种凶神，再引申为一种迷惑、炫惑。“圣聪”是说帝王明察。联系起来就是：帝王本来很圣明，明察秋毫，但被恶人、邪佞所蒙蔽，炫惑中，所以断事不明。
若干年后，名臣谢泌劝谏真宗要坚守“用贤致治之道”时，还提到此事。他认为“先朝（也即太宗朝）有侯莫陈利用……之徒，喋喋利口，赖先帝（指太宗）圣聪，寻剪除之，然为患已深矣”。这是千年以来，“亲贤人、远小人”的帝制治理经验。即使在制度化管理时代，也应该属于优良治理的模式，不同的是：如何选任贤人、退黜小人而已。
但传统此说将帝王过错全部推给奸佞，不是公断；帝王之所以听信奸佞之言，必是“圣聪”不够。故即使是接受这类传统批评意见，也该各打二十大板。简言之，“雍熙北伐”导致大宋败绩，太宗赵炅有责，他应该负有第一责任。
上中下三策
当着有人“荧惑圣聪”之际，也有更多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太宗没有听取。刚刚出任参知政事的大臣李至的劝谏更为得法，他提出上中下三策，要太宗选择上策或中策，就是不能选择下策。他的上疏是一篇美文，值得欣赏：幽州，契丹之右臂，王师往击，彼必拒张。攻城之人，不下数万，兵多费广，势须广备餱粮。假令一日克平，当为十旬准计，未知边庾可充此乎？又，范阳之旁，坦无陵阜，去山既远，取石尤难。金汤之坚，非石莫碎。臣愚以为京师天下根本，陛下不离辇毂，恭守宗庙，示敌人以闲暇，慰亿兆之仰望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冲卫，或暂驻銮辂，扬言自将，以壮军威者，策之中也。若乃远提师旅，亲抵边陲，北有敌兵可虞，南有中原为虑，则曳裾之恳切，断鞅之狂愚，臣虽不肖，耻在二贤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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