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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_民国文林【三卷完结】(108)

  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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