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理论。他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解释国会、内阁等近代民主政治术语，“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宣传了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诸多文化、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使当时的国人得以初步系统的了解西方文化。
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中国人。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初期，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后来，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分别以“少年中国”、“新民”命名。
梁启超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久敬仰之人”，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梁启超的诗句：“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并在日记中记载：“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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