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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_民国文林【三卷完结】(152)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论战时,说中国人“非有可以为共和国国民之资格”,因此,“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清政府预备立宪时,梁对康有为说:“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文章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杨度组织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他于是派蹇念益、汤学顿前去拉拢梁启超,期望梁能为己所用。徐佛苏、袁思亮和蔡锷颇为担忧,三人暗地里商量道:“任公眼高于顶,耻为牛后。不如另树一帜,以任公为首,可与杨皙子殊途同归。”不料徐等计议未善,蹇、汤已懊丧而返。原来二人与梁见面后,尚未开口劝说,梁便拿出抨击袁世凯复辟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示之。蹇、汤二人无奈,只能力劝梁删除一些太过激烈的词句。梁致函杨度曰:“吾人虽见歧,私交弥笃。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亦不必以公害私也!”

  康有为拥戴张勋复辟,梁启超则与段祺瑞一起讨伐张勋。有人问梁启超:“吾子投笔从戎,壮则壮矣。昔庾公之斯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者令师长素先生佐命新朝,吾子痛斥复辟党人罪恶,不留余地,不知令师作何感想。”梁启超答道:“师弟之谊虽存,政治主张早异,我不能与吾师同陷泥淖中也。”

  孙中山逝世后,梁启超对北京《晨报》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因而“无从判断他的真正价值”。

  1925年“双十节”,清华定于10月9日举行纪念会,会议上安排梁启超发言,但梁却记错了纪念会的召开时间。到会议举行这日,他不在校内,校方只好取消了他的演讲。后他将原本为会议准备的演讲稿发表在《清华周刊》上,讲稿共一万三千多字,他在讲稿中将国民党、孙中山、共产党挨个骂了一遍,并痛贬中华民国为“不满十四周岁的小祖宗”。

  1927年5月11日,梁启超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谈及时局问题时,提到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北京局面现在当可苟安,但隐忧四伏,最多也不过保持年把命运罢了。……南方党军已到潮落的时候,其力不能侵北,却是共产党的毒菌在社会传播已深,全国只有一天一天趋到混乱,举国中无一可以戡定大难之人……再过两礼拜,我便离开学校,仍到北戴河去,你们来信寄天津或北戴河便得。”

  梁启超在另一封信中也叙述了对时局的恐惧:“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骤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梁思礼昵名)往坟上看一趟,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入城,后日早车往津……津租界或尚勉强可住,出去数日看情形如何,再定行止,不得已或避地日本,大约不消如此。我本身无特别危险,只要地方安宁,便可匿迹销声,要住若干时日,北京却险极,恐二叔也要逃难。”

  梁启超曾对日本、英国文化赞不绝口,并且认定:“中国经一次外化,就有一次进步。”但当孟禄呼吁用美国学制来取代中国学制,梁启超不以为然,他指着餐桌上的饭桶对学生黄伯易等人说:“这是一个饭桶,它只是一个装饭的饭桶!凭你把这饭桶雕花塑彩甚至把它描金也不会改变饭的质量。但中国之大,主张‘美食不如美器’的人不在少数,让他们去欣赏他们的饭桶艺术吧!”

  【言论】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文中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启超说:“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

  梁任公将“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改易二字,变成“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他常常用这句话自勉,学勉励弟子们。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述说:墨子领头的“先秦诸子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

  梁启超评论科举说:“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目不足致用也’。”

  梁启超提倡国民性,他说:“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德国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就是人民的个性被国家所吞没的缘故。”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序言中写道:“吾未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与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同时,梁启超也批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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