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1月初，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引用《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来勉励清华学子们，希望他们能够“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从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校训，沿用至今。
梁实秋曾回忆梁启超演讲：任公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梁实秋回忆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示的情感》时说：任公先生的这一篇讲演稿，后来收在《饮冰室文集》里。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的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曾指导一研究生研究先秦思想史。期未考试该生只得了五十分。该生于是前往导师处询问，梁启超随口说：“您的考试卷我根本没看，看考卷即浪费时间，对我也没有帮助，放暑假你准备一下，开学来补考就是了。”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补考卷上打了一百分，说：“你的考卷我没看，经过一个暑假复习，你一定考的很好，我也不用再看了。”
梁实秋曾记录梁启超讲课的情形：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的呼喊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每次钟响，他讲不完，总要拖几分钟，然后他于掌声雷动中大摇大摆的徐徐步出教室。听众守在座位上，没有一个人敢先离席。
梁启超在清华开设“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方法”课程，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讲课中他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古籍的真伪及年代，随时总结问题，并经常拿几种书进行比较。
梁启超在清华任教时，每周三讲授《儒家哲学》，讲课时，他让学生周传儒负责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一次，一位学生制作灯谜一则，曰：梁任公先生每周三讲哲学，打一人名。大家都猜不出，最后这位学生揭开谜底，原来是“周传儒”。众人哄笑。
梁启超认为《老子》一书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品，他在一次学术演讲中说：“我今将《老子》一书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几天后，他收到了一位名叫张怡荪的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有丝毫证明《老子》一书中有战国产品的嫌疑，原诉驳回，此判。”梁对张的观点并不认同，但他欣然为此文作题识，对张的才华表示赞许。
梁启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文化史，每次他来授课，教室里都是挤得满满的，以致室无隙位，有的学生还站着听。有些学生虽是学自然科学的，但宁可牺牲本门功课来听他的讲授。
梁启超在北师大授课时，一次来上课的学生极少，梁询问得知，原来这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梁启超每次去学校上课，坐的都是自备马车。他在车上总是手不释卷的，进了校门，才把书装进提包里，但一到教授休息室，他又把书打开了。他讲授时，对每一问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入胜。在引证当中，同时提出自己的见解，来启发大家。他不止一次地谈到：“凡研究学问，既要能钻进去，又要能走出来，才不致为人所蔽，而能自有所得。所以古人说读书就是攻书，这个‘攻’字很有意义，要很好地体会。”
一日，楚中元和李仁夫一起去拜访梁启超，梁很热情地招待他们，除了泡茶之外，还添上两盘糖果。他为楚中元的诗稿题写了封面，又为李仁夫写了副对联，联云：“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他一再对李说：“这是我青年时代一首诗的录句，可以想见我当年的豪气。我今天特别写给你，也是希望你立志向上奋斗。”同时他又说：“我平生行事，也是信奉这两句话。所以遇到任何逆境，我都是乐现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就是得力于此，希望你们青年人要从古人这种哲语中去吸取力量。”
黄伯易回忆在东南大学暑假的欢迎会上第一次见到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在会上谦虚态度地说：“我梁启超一定要学习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的精神，与同学们一起进行攻错。”黄记得，梁先生广额深目，精力充沛，语音清晰，态度诚恳。
黄伯易回忆：“在当时‘自由讲学’的讲坛上，如胡适、张君劢、江亢虎、张东荪等，都大谈政治，大谈主义，而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在政治上几度活跃的人物，却对当时的政治绝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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