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纭】
郭沫若评价梁启超说：“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采。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曹聚仁评价梁启超：“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
胡适评价梁启超其文章时说：“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撼感动的。”又评价其为人说：“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
康有为对胡适说：“我的东西都是26岁以前写的。卓如（梁启超）以后继续进步，我不如他。”
胡适在日记中谈到他对梁启超的具体评价：“任公才高而不得有系统的训练，好学而不得良师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明一篇一书。后来我的结论是他的《新民说》篇篇指摘中国文化的缺点，颂扬西洋的美德可以给我国人取法的，这是他最不朽的功绩。故我挽联指出他‘中国之新民’的志愿。他晚年的见解颇为一班低下的人所误，竟走上卫道的路上去，故他前六七年发起‘中国文化学院’时，曾有‘大乘佛教为人类最高的宗教；产生大乘佛教的文化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谬论。此皆欧阳竟无、林宰平、张君劢一班庸人误了他。他毕竟是个聪明人，故不久即放弃此计划。若他晚年无此退境，我的挽联可以说：‘中国新民，生平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注：胡适写就的挽联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殷海光说梁启超，虽然他已经是历史人物了，“可是在这发霉的社会看来，反而显得他的见解是那么鲜活、刚健、康正、开朗而有力。”
黄遵宪曾对梁启超的文字作了这样的评价：“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中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郑振铎说梁启超“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跟着时间走的壮汉”。
1943年1月，梁漱溟曾写《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对梁启超的一生做了如下的评价：“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一个人可以发生象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
“有人评论他几句话：其出现如长彗烛天，如琼花照世，不旋踵而光沉响绝，政治、学术两界无不发生绵续之影响。……任公的特异处，在感应敏锐，而能发皇于外，传达给人。他对于各种不同的思想学术极能吸收，最善发挥。但缺乏含蓄深厚之数，因而亦不能绵历久远”。
他拿蔡元培和梁启超作对比道：“蔡、梁两先生比较，蔡先生好比汉高祖，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般英雄，共图大事。任公无论治学行文，正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自己冲锋陷阵，所向无前。他给予人们的影响是直接的，为蔡先生所不及。任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亦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
“总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振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
李泽厚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评价梁启超说：“他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宣传家。”
学生周传儒评价梁启超道：“他不是思想家，不是经师。他讲整理国故，而不讲训诂、考据、名物。他是一个史学家，特别是学术文化史专家。”
梁启超去世后，吴宓说：“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
梁启超自我评定：“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
陈明远评价梁启超：梁启超的特长，就是以惊人的记忆力、敏锐的理解力，能够详尽占有资料并且从中迅速地整理出一个头绪来，井井有条、条条有理。但他的缺陷随之而生，就是不够深刻、难以发掘深层的本质；跟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相比，梁启超“深入”不足，而“浅出”有余。
谭人凤怒其为“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
弟子超观说：“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
美国学者约瑟夫说：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吴其昌写到他的老师梁启超，“他自己承认陈胜、吴广之功，而天下后世的公评，他的气魄、精神、声威，实在比陈胜、吴广要高出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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