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辩】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以为，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意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冯友兰曾批评胡适的治学精神：“适之先生的病痛，只是过于好奇和自信。他常以为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经常指出古人所公认为不重要的人物来大吹大擂，而于古人所公认为重要的，则反对之漠然。这是不对的，因为人的眼光不能相去的那样远啊！”然而他亦要为胡氏辩护说：“现在批评适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书批评他。但他们的态度多欠公允，因为他们常把适之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话来攻击。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
【立场】
冯友兰年轻时向往革命，参加过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去过当是的革命发源地广州。冯友兰说：“我想到广州看看这个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人心都倾向广州，好像在抗战时期倾向延安那样。”
1925年，冯友兰因为向往广州，加之朋友邀请，想去广东大学任教。在离开开封以前，冯碰见于右任。冯问于：“广州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可以去？”于回答说：“革命的人可以去，不革命的人不可以去。”冯于是决定前往。
有一次，清华接到当局的一份学生名单，要学校把这些学生交出来。当局派部队围住了清华，要逮捕这些学生。刚吃罢晚饭，梅贻琦打电话叫冯友兰去他家开会。冯刚要出门，有两个学生要进来，他说：“好吧，请进来吧。”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学生聚在体育馆内，军警正准备攻打体育馆。梅贻琦说：“看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大事，校务会议的人都不要走，等着随时应付。”然后梅贻琦就往城里打电话，请求援助。后来找到当时的市长秦德纯，他过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军警才撤离了清华。等冯友兰回到家里，那两个学生也走了。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任载坤对我说，那两个学生坐在客厅里，在沙发上睡着了，发出很大的鼾声。她听见门外常有人来来往往，怕出危险就把他们叫起来藏在后院厨房里。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学生是谁。”当年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说：“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1945年冯友兰的母亲去世，冯友兰回家奔丧，县长来拜望，冯友兰不送，而家里旧亲友来，都送到大门。乡里一时传为美谈。
1945年5月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冯友兰被选为大会主席成员，蒋介石宴请他吃饭，并亲自许诺已内定为中央委员，冯则以“一当了中委，就不好对青年人讲话了”为由，婉言谢绝。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傅斯年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学潮，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1947年，战局日趋明朗，南京政权摇摇欲坠。冯友兰正好在美国，于是有些朋友劝他在美国长期住下去。他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
有人认为，冯友兰能在屡有学潮、校长迭换的清华身居要职、屹然不撼二十年，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给陈立夫的抗辩书就是冯友兰所写。
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冯友兰拒绝搭机南下去台湾，并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竭诚迎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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