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傅斯年在《新潮》2卷1期发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也谈到了五四运动所发生的影响。他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雳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但他同时说：“我觉得期刊物的出现太多了，有点不成熟而发挥的现象”。“厚蓄实力一层也是要注意的，发泄太早太猛，或者于将来无益有损。”他希望《新潮》的同人能做扎实的努力，以期“在十年之后，收个切切实实的效果”。
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写的文章《青年的两件事业》里说：“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绝不会糟到这个样子。”
傅斯年说：“我觉得若是青年人只知道有群众运动，而不知道有个人运动，必有好几种毛病。（一）（群众运动）一时未尝不可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但久了，便多因分子不健全的原故而不能支持。（二）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若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之后也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三）群众运动太普遍了，怠情的人——自然占太多数——安于‘滥竽’之列。”
【霸气】
民国史上有几位著名的被称为大炮的暴脾气人物，最著名的，一是孙大炮（孙中山），一是傅大炮（傅斯年）。
傅斯年在学生时期，一直是学生领袖，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闹学潮、赶教授的一把好手。据罗家伦回忆是这样的：朱蓬仙是章太炎的门生，学问不能说没有，只是所教的《文心雕龙》非其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可要举出这些错误，学生们的笔记终究难以为凭。恰好有位同学借到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傅斯年审核。傅用了一夜的时间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校长。
蔡先生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可他不信这是学生们自己发觉的，为预防教授们互相攻讦之风，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慌了，害怕蔡先生要考，又怕傅斯年一人承担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在见蔡先生之前，一人分担了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先生当面口试，分担的同学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先生一声不响，同学们也一声不响，一一鞠躬鱼贯退出。过后不久，遇到一个适当的时候，朱蓬仙果然不再教这门课了。
傅斯年脾气暴躁，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有一天，与傅斯年不和的陶孟和到史语所办事，感到气氛与前些时候大不相同，便对董作宾说：“胖猫（指傅斯年）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后来回忆说：“这话是讽刺也是好评。孟真偶然回所住些时，工作效率果然就有些不同……其实，孟真先生对朋友，对同仁，原是一片赤子之心，同仁爱他之处在此，但是受过‘训’的年轻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这正足以说明了孟真先生办史语所的贡献之一，他在（民国）十七年计划中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的最大成就。最后十年集刊中所发表的这些青年的论文，就是明证。”
傅斯年的霸气性格，使他树敌颇多，故一生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有人在重庆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就曾公开向傅斯年叫板曰：“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有什么学问，他怎么当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总要给新进史语所的工作的人“来一个下马威”，如不得乱写文章，强迫他们校书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李敖曾云：“史语所这类畸形发展的现象，和它的领导人物很有关系。它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种现象，按说是一切独裁者必然落到的结果。傅斯年又订了一些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所以从傅斯年开始，史语所就有一种伪风。”李又说：“学阀作风结胎于傅斯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切大独裁，独裁到头天看见小研究员在阳光下散步稍久，第二天就禁止散步一天的程度。”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已经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将王世襄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只好跟着梁思成到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
傅斯年对部属管理甚严，大学毕业生到史语所工作，先关门读三年书，第四年才准许你发表文章。一次，他发现一位年轻助理研究员冬天好晒太阳，不刻苦。某日，他有意堵在门口，不让其出门，不客气地说：“你昨日已晒够了。”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