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以前的秘书陈玉龙前去看他。一进屋，见地上铺满了稿纸，马寅初正在看他的《农书》。见陈玉龙进来，他说：“他们不给我发表，我自己看！”言语中不免有种愤怒。
前来看望马寅初的亲朋好友婉言相劝：“马老，你还写那些招灾惹祸的东西干什么？这么大年纪了，好好养养精神吧！”马寅初回答说：“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我才更应该把我彻悟了的真理，及时地记录下来，警告世人，不然就会烂在肚子内、带到棺材里去，那才是真正可惜呀！”
年复一年，月复一月，日复一日，多少个日日夜夜就这样悄然而过。马寅初的《农书》“长卷”已经成捆成堆了，大大小小的纸卷堆满了书柜。据说，这部《农书》初稿有百万字之巨（一说150万）。到1965年底，83岁的马寅初已经对《农书》从头到尾作了一次修改。素以治学严谨闻名的马寅初，在修改稿子的时候，仍然一丝不苟；修改文字一般用蓝笔，特别重要的改动则用红笔。
1966年春节后的一天，马寅初将全家人召集起来，说：“请你们抽时间帮我把《农书》原稿照抄一遍。这部书现在虽然不能出版，但不等于永远不能出版。它是我十几年的心血啊！”
然而，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虽然由于受到特殊的保护，马宅免于抄家之祸。但是，大“革”文化之“命”的憾事，却在家庭内部发生了。马寅初家中几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因担心抄家者会从马寅初的手稿中搜寻出批斗马寅初的把柄，于是乎在半是胆怯、半是盲从的情绪支配下，将马寅初珍藏多年的来往书信、文物字画，连同这部《农书》手稿以及其他经济学资料，统统当作“四旧”而付之一炬，销毁得一干二净。也有人认为是家人根据马寅初的意见将书稿焚烧殆尽的。
马寅初当初在撰写《农书》时，往往写下后便放起来，并没有跟家人细谈，以至于无人知道《农书》中详细的内容，给世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公案】
鲁迅与马寅出是绍兴同乡，但这两人关系交恶。不知何缘由，鲁迅对于比自己年轻一岁的绍兴同乡马寅初很少好感。1926年秋，厦门大学一次请来了马寅初，为此，全校“列队欢迎，大摆宴席”。因马寅初是“北大人”，校长还发函叫“北大同人”鲁迅及沈兼士去陪。鲁迅收到公函后，除了非常愤怒与拒绝外，没有其他反应，只在公函上写了个“知”字，意为“不去可知矣”，并说：“道不同不相与谋。”
《关于鲁迅的辩护词》的作者房向东分析，厦大校长林文庆之所以对马寅初那么殷勤，主要是学校资金缺乏，希望能从马寅初这位财神爷身上捞一点油水。而鲁迅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拒绝与马寅初接触。加上马寅初是当时中国财经界的名流，是个“红人”，而鲁迅向来不喜欢趋炎附势，因此对马寅初不仅冷漠，而且热讽。房向东在《关于鲁迅的辩护词》中还说：“鲁迅不参加‘列队欢迎’的儿戏，是为了逃避无聊；鲁迅的‘骂’马寅初，与其说是‘骂’，不如说是反抗无聊。”
1926年10月20日，正在厦门大学任国文系教授的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提到马寅初：“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一个是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演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鲁迅所谓的“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指的是马寅初发表在1924年《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的《中国币制问题》，其中谈到了主币与辅币的换算问题。
1928年1月28日，鲁迅又在自己主编的《语丝》周刊4卷7期化名“楮冠”发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其中公开讽刺了马寅初：“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另据宋运郊在《回忆我们的老校长——马寅初先生》一文中回忆，1956年秋天，北大文科同学为了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建议邀请许广平到北大介绍鲁迅事迹。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虽然同意了这件事情，却“碍于情感方面的因素”没有出面接待许广平。
【情谊】
抗战后期，马寅初被蒋介石软禁在重庆歌乐山，蒋不许马寅初教书、发表文章，段了马寅初的经济来源。周恩来获悉情况后，指示《新华日报》：马寅初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有骨气，有正义感，我们必须给予支持。此后，马寅初被《中央日报》退回来的稿子都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出来，并给予最高标准的稿酬，这使身处危难之际的马寅初终生难忘。
马寅初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并积极投身于共和国的筹划和建设之中。1949年3月25日，在欢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迁至北平的仪式上，马寅初竟不顾会场秩序，跑向周恩来乘坐的吉普车，大声对周恩来说：“遵照你的指示，我已平安来到北平。”喜悦心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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