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星向刘海粟提及李叔同时，刘眼中竟闪动着异样的光芒，微微激动地扭头对夫人说：“她知道李叔同呢！——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到上海来，许多当上高官的旧相识热情招待他住豪华的房子，他都拒绝了，情愿住在一间小小的关帝庙。我去看他：赤着脚穿双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心里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夏丏尊与丰子恺做东，在功德林宴请弘一法师，叶圣陶亦受邀请。进入房间后，叶看见法师微笑着坐在靠窗的一角，细小的眼眸里放出晶莹的光。他悠然地捻着手中的念珠，而在座的旧友和学生也只是默然陪坐，然而这样的沉静，并不显得冷场和尴尬。法师夹菜时极为专注，带着欢喜满足的神情，这让叶圣陶想起自己平日进食时那种几不知口中滋味的胡吞乱咽，心中暗叫惭愧。席间，李石岑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弘一答道：“惭愧，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斋后，弘一说与印光法师有约，于是七八个人便随着他一起去拜晤印光大师。一行人没有叫人力车，一路步行。弘一赤脚穿着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步履轻捷，年轻人反倒颇觉吃力。到了太平寺门口，弘一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恭恭敬敬地穿在身上，眉宇间异样地静穆。见到印光后，弘一介绍了随行的几位客人，便合掌恳请印光法师慈悲开示同来的李石岑说起自己曾从某先生研究过一些大乘佛教唯识宗的义理。印光便滔滔不绝说了起来，声色颇为严厉，间以呵喝之语。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印师谈谈儒学与佛法之间关系的问题。叶圣陶觉着，弘一与印光两位法师气质截然不同。印光老法师是以传道者自任，一遇机缘即尽力宣传，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由坚定的信仰而来的量与气魄；弘一法师则不同，他似乎是草原上的一株静默的树，自己在欣欣向荣地生长，却不会让人感到那种凌驾于旁木的盛气。
临别的时候，弘一再一次向印光屈膝拜伏辞别。待众人走出房间，他伸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到了寺外，脱下身上的大袖僧衣，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才情】
据说李叔同7岁就能日诵五百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16岁入辅仁书院读书，同窗王锡纶回忆：“李叔同文章好，小楷又精，在通行的小格子内可以写两个字，被同学们称赞为‘双行李文涛’。”
袁希濂、许幻园等人在上海城南草堂组织了“城南文社”，每月会课一次。李叔同十九岁时，与母亲、新婚妻子迁居上海，入文社学习，其写作俱佳。许幻园爱其才华，特辟一室，请其一家移居城南草堂，并亲题“李庐”二字相赠。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城南文社会员聚会时，曾由社中长者张蒲友各出诗文一题，文需即日完成，题曰《朱子之学出于延平，主静之旨与延平异，又与濂溪异，试详其说》；诗题为《拟宋玉小言赋》，限时3日交迄。李叔同泼墨挥毫，一蹴而就，此文被社中公推为首。数日后诗赋呈案，李叔同再夺第一。
李叔同与蔡小香、张小楼、袁希濂、许幻园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夫人宋梦仙（贞）曾作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云：“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社陵呼小友！”
李叔同曾与乌目山僧（宗仰）、汤伯迟、任伯年、朱梦庐、高邕之等人组织“上海书画公会”，每星期出版书画报纸，由中外日报社随报发行。这是上海最早的书画报纸。
李叔同曾以李广平之名，入南洋公学读书。当时李的老师有教育家蔡元培，同学有邵闻泰（力子）、洪允祥（樵舲）、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谢沈（无量）、黄炎培、项骧、贝寿同等。
李叔同对法学亦有所涉猎，在南洋公学读书时，他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国际私法》，由上海开明书店于1903年出版发行。
李叔同留学日本期间，日本天理教教授中村忠行评价李的诗道：“他的诗风，在妖艳里仿佛呈现沉郁悲壮的面影。”
李叔同的篆刻艺术，上追秦汉，近学皖派、浙派、西泠八家和吴熙载等，气息古厚，冲淡质朴，自辟蹊径。有《李庐印谱》、《晚晴空印聚》存世。
弘一大师在致许晦庐的信中曾谈到他的文艺观：“朽人剃染已来二十余年，于文艺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况乎出家离俗之侣；朽人昔尝诫人云，‘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即此义也。”
弘一法师的书法弟子黄福海在《弘一法师与我》一文中记载，1939年冬，在泉州承天寺，“我曾这样大胆地问法师：‘您虽是出了家不愿再谈艺术，但在我心目中老是认定法师是一位艺术家。……我始终从艺术观点来瞻仰法师。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也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点头说：‘各人的观点不同，也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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