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质平在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不久，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他把作品拿去给李叔同看，李看后若有所思，他以为李要责怪自己，正惶恐之际，忽听李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时值严冬，风狂雪大，刘质平到教室外时，走廊上已有了脚印，但教室门却紧闭，全无声息。于是刘质平就在廊前冒着风雪等候。十分钟后，忽然，教室里的电灯通明，接着李叔同走了出来，他显得非常满意，对刘说，你已经准时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原来，这是李叔同在考验刘质平。此后，刘质平成为李叔同的得意弟子，在音乐事业上颇有成就。
李鸿梁回忆两级师范任教时的李叔同：“他忽然变为一个很严肃的教师了。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先后判若两人。在学校里很少见他的面，就是同事房间里好象也不很走动的，教员休息室里也不常去。到上课时，总是挟了书本去上课，下课直接回到房间。走路很迅速，不左右顾盼。冬天衣服穿得很少，床上被子也很薄，严冬并不生火。后来法师告诉我，他的身体不适宜多穿衣服，烤火更是有害，所以他晚年喜住在闽南，就是这个缘故。”
李叔同在浙一师任教时，几乎不与当时主持校务的经亨颐联系，有时请假，也是致电校工，从不直接告知校长和教导主任。
弘一法师曾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对惶恐的众僧侣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据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但大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大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大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1937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日军兵临厦门，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38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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