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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_民国文林【三卷完结】(25)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刘文典校勘的《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事后,刘颇觉后悔,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适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适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刘文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与胡适的支持与否有关,他校勘《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古籍时,都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便潜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适反对的,他便放弃。胡适对刘文典坚持校勘古籍也极为支持,他曾寻得一本《文选笺证》珍本,送给刘文典。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事后,刘文典写信给胡适,在信中刘感激涕零:“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

  胡适不仅为刘文典解决困难,连刘的学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著《边雪鸿泥记》一书,无法出版,刘便请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刘文典回到安庆筹备安徽大学时,安大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的大学考察。为了让廖顺利完成考察,刘文典便写信给胡适,请胡“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

  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留学费用不够。刘文典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后,便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他为陈解决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适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文典一家去美国。他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刘文典颇为踌躇,犹豫再三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知此事后,让人转告刘:“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从此,刘文典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朋友胡适之。

  解放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适。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的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时,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所以,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云大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刘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轮到他发言时,他神色如常,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但讲话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胡适”这个名字。

  据刘文典的一位同事回忆,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刘文典始终保持沉默,不忍对胡适下手。系里组织的批判学习大会,他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时,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坚守】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好友胡适邀请刘文典去美国,刘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建国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时李广田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极为恭敬,口口声声称刘为“老师”、“刘老”,每次开会必请刘老坐在前排,开座谈会必先请刘老发言。他被云南大学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自己也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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