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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_民国文林【三卷完结】(271)

  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熊十力哀叹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亦鲜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于孤。五年以来,余犹积义以自富,积健以自强,不必有孤独感也。大病以来,年日衰,病日杂,余兴尽矣。”

  1963年,熊十力七十九岁,元旦开始动笔起草《存斋随笔》。

  1964年12月,熊十力赴京出席四届政协一次会议并列席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其间,陈毅曾来看他,并对在场的熊氏后人说,你爸爸是书呆子,让他写,把他的学术思想都写出来。郭沫若也来看望熊先生,谈到《存斋随笔》印行的种种困难。郭沫若也有苦衷,不便宜说。熊十力知此书印行已无望,说如果印若干本留存也不行,请退稿。1965年初,熊十力收到退稿后,请封用拙(熊的文书)再钞一份留存。

  老友韦卓民上海看望熊十力,一见面熊就号陶大哭,使韦深觉不安。

  1965年夏,弟子习傅裕去看望老师熊十力时发现,熊先生明显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谈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绪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激昂了。他一人独坐屋中,身穿褐色长衫,扣子全无,只用一麻绳作腰带,状若老僧。屋内墙上挂着三个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从墙头一直贴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两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阳明。

  王元化在《熊十力二三事》回忆说:“我曾向他请教佛学,这时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内,有三幅大字书写的君师帖。一居中,从墙头直贴到天花板上,上书孔子之位。一在右,从墙头往下贴,上书阳明先生。一在左,也从墙头往下贴,上书船山先生。他听我要学佛学后说:‘你学佛学做什么?现在没有人学这个了。’”

  文革一开始,熊十力对红卫兵上街“破四旧”,随意闯入别人家中抄家,到庙宇教堂砸神像烧经书,十分反感,曾上书毛泽东表示反对。他给中共领导人写信,但是信去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文革中,熊十力被抄家,造反派冲进各个房间,将熊十力多年来珍藏的古代书籍、经卷、字画、手稿等等,或撕毁或焚烧。熊十力视书如命,上前想从火堆中抢出一些古籍孤本,被人推倒在地。

  北京一○一中学红卫兵追寻到上海青云路,审问熊十力,问他知不知道刘少奇当年在庐山白鹿书院时有甚么反动活动等等。熊十力一律回答“不知”二字,因被视为态度顽固又受批斗。

  文革期间,熊十力对“左”的一套极为反感,却又无可奈何。他晚年为自己订有“三戒”:不出门、不会客、不写信,衰年求静,聊以卒岁。在万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联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斋千载是同参。”

  后来,由于抄家、批判等变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错乱,不断给中央领导写信,还经常写很多纸条贴在裤子上、衣帽上、门窗上,连裤袜之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为此他常常在街上遭人围攻,他却依然我行我素。

  1966年夏,当熊十力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时,伤感至极。他不断地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硬让家人寄出去,还经常写很多小纸条,甚至在裤子上,袜子上都写着对“文革”的抗议。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直到实在走不动了,才坐到地上休息。这时,悄悄尾随于后的小女婿(熊再光的丈夫彭亮生)才敢露面(熊十力不让家人跟着他出来),搀扶着他,慢慢地走回家去。

  1968年,熊十力在家曾绝粒求死,后改为减食,以求速死。但此时他在仍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春夏之交,熊十力又患肺炎,病后不肯服药,送医院前已发高烧。在虹口医院治疗后基本好转,但他习惯于一清早开窗,又患感冒。由于他病体衰弱,心力衰竭,抢救不及,于5月23日上午九时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四岁。

  熊十力先生逝世这年,身居台岛的牟宗三似有感应,在这年的三月写了一篇怀念老师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说:“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问:‘夫子得无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乐业呢?今已八十多岁,究竟能不能还和当年那样自由讲学、自由思考呢?我们皆不得而知……”

  【传承】

  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学界把他们师弟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牟宗三与唐君毅,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三大弟子,但要数牟宗三跟随熊十力的时间最久,受教也最多。

  牟宗三曾说: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知我者君毅兄(唐君毅)也。

  吴森先生评论说:从牟氏自述学思的经过,影响他一生为学及思想最大的是熊十力先生。从熊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里他才体会到生命和价值的意义。没有熊先生的启发,牟氏可能一辈子治逻辑及认识论而不会折返儒家的道路。这大转变,就像圣保罗的归于基督。保罗后来成为教会的殉难者。牟氏也成为现代儒家思想的一大支柱。这种走曲折险阻而成功的路,在现代中国的思想界,似乎未有第二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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