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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_民国文林【三卷完结】(273)

  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儿子梁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抗战中,梁漱溟在重庆办学,有反“政府”之论,沈醉带特务闯进学校去查办他。梁漱溟则正气凛然,针锋相对:“我这是小骂,对你们,对抗日有好处,如果你们仍不改悔,我今后还要大骂。”

  梁漱溟作诗评论郭沫若: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招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先生笔一枝。〗

  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94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梁漱溟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梁漱溟并不介意。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

  “文革”中,他对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梁漱溟对梁启超向来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但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40年的交谊。

  94岁时,有人问梁漱溟对近几十年中所受苦难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云流水,不足挂齿。”梁漱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牍、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泰然】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联语。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了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的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的草地上露宿。

  【温和】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讲演《人心与人生》,要收点费,听者每人一元。这个点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认为收一点费的目的“是真想让人来听,或因花过钱而注意听,否则不免有人随便入座并不真有兴趣听。”但他又恐怕有的学生没钱,说没有钱者可以写信给他,他可送上一张听讲券。一个叫唐君毅的学生,“受到一种精神的威胁没敢去听”。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别人带给他的五元钱。因为梁怀疑唐是没钱才没去听的。当事者唐君毅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愧与并。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了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和“避难所”。

  梁漱溟好布施,经常接济一些难中的朋友、晚辈。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资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余都帮助了因冤假错案而生活无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独特,送的钱不要还,但借他的钱必须要还。一位友人忘记归还,他竟前去索债。他的观点是“可以与,可以不与,与伤惠。”梁提醒已摆脱困境者还借款,目的是给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鸿寿写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乐于助人,我们是万万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难时期,每月只给生活费9元,梁老闻之,不让我求助于我的老伴。他说:“妇女受不得刺激,你还缺多少?”我说:“我不能戒烟,每月还缺14元。”他立刻给我28元。他补充说:“我平时修养不够,现在冤假错案,如此之多,心中还有不平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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