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就与中央大学脱离关系。
私立中华大学聘黄侃为该校教授，黄侃是个拿干薪的伙计，根本就不到学校去上课。学生就找校长陈时吵，说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说，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没有办法陈时多次到黄季刚家中去做工作，请他去给学生上堂把课。黄侃上了课堂开口就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就是他在中华大学上的唯一一次课。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季刚（黄侃）先生当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来当校长。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务会上，石英先生望着黄季刚先生，心里想怎么说黄季刚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完，黄季刚先生站起来说：“听说石英的姆妈偷和尚。”石英当即斥他为什么这么无理，黄季刚先生说：“我听说的。”他当即辞职，后来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做校长，朱任为国民党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走人，国文系再三挽留不成，朱亲自出面挽留也无济于事。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垦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在南京期间，偶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问他：“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正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已经入选。”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选》中“昭明”的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时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伐异】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当年，上海有一家叫着“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徕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大登其广告。有学生读了“四而”的楼名，不解其意，就去请教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胡适一时也摸不准楼主的原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听说了，就在课堂上哈哈笑着对学生讲：这胡适之，没有读过《三字经》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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