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林语堂和二姐看了林纾翻译的小说，便一起口编长篇小说，讲述一位法国侦探“库尔摩斯”的故事，骗母亲取乐。等母亲发觉孩子们在逗她，才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到厦门上学后，林语堂则和哥哥一起捉弄母亲。一次，他们从厦门回家时，打算由一个人扮成乞丐，到门口向母亲讨水喝，其他人则从背后扑到她身上，吓她一跳。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语堂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吻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一次，林语堂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某美国绅士误以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怒答：“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幽默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
二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辜鸿铭论男子多妻，曾以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作比。林语堂以《金瓶梅》中潘金莲之语：“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么”加以反驳，可谓旗鼓相当。
林语堂有时发刻薄之言：“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又言：“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介直】
林父富有正义感。一次，他遇到一个税吏向一个卖柴的穷人收取高额的税便上前干涉，与税吏发生争执，二人恶语相向，几乎打起来，最后林父说要告到县里去，税吏才被迫减低税款。林语堂受父亲的影响，亦不向恶势力低头，他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不知道怎么趋时尚，看风头”。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白璧德和施伯因干（J. E. Springarn）派关于文学批评的主张正好相反，一次，林语堂为施氏辩护，与老师白璧德争论起来。廖翠凤听说后，非常担心，皱着眉头对林说：“啊唷，小心点唷！”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适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他还批评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不仅不公开批判灭其国家的英国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国之优待”。
1925年底，“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和群众一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与警察展开了肉搏战。林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弹药”。搏斗中，林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林坚决不肯。廖翠凤看见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了，很是心疼，她不许林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带了一袋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发现林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奋笔疾书的林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说，如果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林憎恨小政客，他说：“我不能容忍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有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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