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昌上台后，没有报纸敢发表林语堂写的文章，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林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报纸上还流传着一张北洋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其中，林名列17位，鲁迅排在21位。林在友人家中藏匿三个星期后，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临行前，林语堂还特地去向鲁迅告别。之后，林语堂将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在京受到迫害的一干好友邀到厦大。
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到校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刘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三次让鲁迅更换住所，最后竟让鲁迅搬到了理学院大厦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立了起来。鲁迅又是一个人在厦门生活，无人照料日常起居，有时只能在火炉上用水煮火腿度日。但鲁迅为了林语堂还是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由于在厦大备受排挤，最后鲁迅决定去中山大学任教，他说林语堂“太老实”，劝他也离开厦门，同往广州。厦门是林的家乡，况且此地还有其他朋友兄弟，林没有随鲁迅离开。他翻译了尼采的《走过去》，送别鲁迅。
林语堂曾以“白象”称呼鲁迅，意为鲁迅的可贵。许广平此后以“小白象”作为对鲁迅的爱称，周海婴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称呼他为“小红象”。
据说，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心中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林提到鲁迅的北大学生张友松请客之事（张曾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的稿酬），并说“奸人”在跟他捣乱（指张友松传播他在汉口发洋财一事）。李小峰便怀疑自己和鲁迅起纠纷是张从中作梗。鲁迅听罢，则疑心林讥讽自己受了张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互相瞪着对方，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宴席不欢而散。
川岛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二人的冲突极为厉害，发展到彼此以“畜生”相互对骂。
郁达夫回忆说，鲁迅后来也明白了这次是误会，但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之后，大约有三年时间，二人没有往来。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和鲁迅都加入其中，二人又开始交往。次年，杨杏佛被暗杀，举行入殓仪式这天，林语堂因正被严密监控，无法出门，未去参加。鲁迅去后没有见到林，非常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事实上，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这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办《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1933年底，鲁迅曾写信给《论语》的主编陶亢德，推荐青年作者王志之的稿子，陶回复鲁迅说，留下“少许”，余则退还。鲁迅又写信给林语堂，说明此事，让林将王的稿子退还，林不明白鲁迅的意思，退回了稿子。两个多月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先后致信鲁迅约稿，并让鲁迅提供照片，鲁迅断然拒绝，并附信说，以后他要看《论语》，也自己花钱购买，不劳寄赠。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据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二人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也走的是谈幽默的老路子，遭到左翼文人的攻击。鲁迅也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林、鲁两人关于翻译究竟应该“信达雅”还是“直译”发生争执，惹得鲁迅十分不快，林语堂批评鲁迅是“左倾急进主义”，是想“做偶像”。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林说此语并非有意，但在鲁迅听来却以为林有意嘲笑，因为鲁迅比林大14岁，彼时已经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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