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经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赶紧走近看看。发现是汪后，他和两个学生赶紧把汪扶到沈家，灌了好多酽茶，汪才醒过来。又一次，汪曾祺去拜访沈从文，当时汪正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从文开门一看，二话不说，出去给汪买了几个大桔子抱了回来。
沈从文曾担任多家报刊的编辑，经常选用青年作者的稿件，为他们加工润色。与其共过事的周定一回忆：“经过他看过的许多青年作者的稿件都有他细心修改的笔迹：有的只稍作字句改换，有的地方则大拆大改，处处见着手成春的功夫。他为此不知倾注过多少心血，把一篇篇青年作者的文章收拾得干净利落去面见读者。”
一次，沈从文给一位字迹写得非常潦草的青年作者去信说：“大作拜读，极好。只是字太难认识。以编者写草字能力说，认识尊文犹十分费力，排字人和校对吃力可知。因恐错误，易失本意，故特寄还。”他还婉言劝这位青年将字写清楚，因为“此虽小事，亦作者一种义务，且近于道德”。
50年代，在午门和端门之间的文物展室，20多岁的志愿军战士王予予自战地归来到这里看展览，沈从文热情地为他一个人反复讲解，结果王予予看展览足足看了一个星期。王予予返回朝鲜时，沈还送给他们团部一些书籍，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王予予转业后，选择了文物事业，进了考古所，成为从事丝织品保护的专家。
黄永玉回忆，沈从文能容忍世界上最啰嗦的客人马拉松式的访问，仿佛深怕他们告辞，时间越长，他越热情。
1972年，从干校刚回北京的沈从文托人打听得知巴金家的地址后，马上写信去问候老友。16年后，巴金回忆道，一次他挨完批斗后，在指定的屋子里坐好准备学习，有个女孩走进来说她是沈从文的亲戚，沈想知道他是不是在原处，巴金只回答一句：“我仍然在原处。”不久，女孩又来问他地址，考虑好几天后，巴金才把地址交给她。很快，沈的信就寄到了。巴金回到家，病中的夫人萧珊拿着五张纸，反复看着，含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在那样的年代，巴金未敢回复只字片语，连萧珊去世的消息都未敢告知沈从文，但他却对沈从文充满了感激。
1985年，巴金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特地去看望沈从文。80多岁的老人由女儿搀扶着爬上五楼，在楼梯上还差点摔了一跤。沈过意不去，巴金却说：“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摔了一跤也乐意。”
文革期间，巫宁坤（西南联大外文系学生，曾请沈从文指导过文章）一家发配到安徽农村落户，无人问津。1973年底，他意外地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密密麻麻写了六页。一个月后，沈又寄来满满八张纸的长信，鼓励巫不可因贫病交迫而“自暴自弃”，并以己为例对巫说：“今年已72岁，工作中竟充满童心。”
沈从文的弟子黄能馥一度想放弃文物研究工作，沈知道后，叫来黄，低声问道：“听说你灰心想改行了？”黄看着沈憔悴的面容，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沈坚定而严肃地对他说：“目光要远大一些。国家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传统……”黄从此坚定了文物研究的信念，后来成为我国服饰文化研究的三大专家之一。
沈从文晚年，王亚蓉一直协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个夏日，王亚蓉因为高烧，没有去沈家，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法通知。午后，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听见婆婆正盘问一个人，她听声音觉得是沈从文，忙起来去看，正是他，“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编的篮子”。原来，沈见王没有来，知道她肯定有什么意外，于是买了些水果、鱼肝油之类的补品，顶着烈日，横跨东城、西城两个区，到海淀区的王家探望王亚蓉。王极为感动，从此再也没有缺过勤。
萧离回忆，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十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
萧离说，搞文物这一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王亚蓉回忆，南方有一个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沈从文审阅，沈喜得知音，不仅从头到尾审读了四次，还尽其所有，为该书增加了不少资料，让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成为了二十多万字的大著。
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家乡时，三个中年人带着礼物前来拜访，一见沈就跪下连喊“恩人”。沈大吃一惊，细问才知，三人来自距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他们于文革期间到北京上访，身无分文时，到湘西老乡沈从文处求助，当时处境艰难的沈慷慨解囊，他们才得以顺利回到家乡。沈已经想不起有这件事情，而张兆和只是隐隐记得好像有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这几个人，她也记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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