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丁玲失踪（很久之后才知道是被捕），沈从文多方呼吁、打听，撰文提醒各方关注此事。不久误传丁玲被害，悲愤之余，沈从文写下十一万字的《记丁玲》。得知丁玲被国民党软禁在南京后，沈从文闻信，携新婚妻子张兆和，带著丁玲儿子的相片，探望丁玲，并相继写下《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等文章。同时，他与蔡元培、杨杏佛、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联名致电，要求释放丁玲与潘汉年。从胡适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沈从文多次求助胡适，请胡营救丁玲。
1946年，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隐约听到丁玲批评他“与人民脱节”，但他并不以为丁玲是针对他，因为丁在30年代便这样说过他。
1949年6月，在痛苦恐惧中挣扎的沈从文终于盼到了丁玲回京，他认为只有丁玲才能澄清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误会”。他带着12岁的儿子沈虎雏去拜访丁玲。沈虎雏回忆：
“爸爸攥着我的手，一路沉默。我明白他的激动和期待。……暖融融的房间（沈虎雏回忆此次会面是冬天，但据研究者考证，应在夏天）阳光充足，我看见爸爸绽开的笑脸，带着一点迟滞病容……
回来我一直在纳闷，这相隔十二年的老友重逢，一点不像我想的。只如同被一位相识首长客气地接见，难道爸爸妈妈那些美好的回忆，都是幼稚的错觉？那暖融融大房间里的冷漠气象，嵌在我记忆里永远无法抹去。”
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也流露出对丁玲的不满：“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而成忌误。”但沈困难时，还是向丁玲借过钱。1952年，沈从文填写《博物馆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表》时，将丁玲列为“个别友谊好的”朋友。
林斤澜回忆过一件小事：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期间的一个作家联谊会上，他同时见到了沈和丁。那时许多人都不与丁玲交谈，使她显得孤单落寞。只有老舍的几句问候使她显得格外兴奋。沈从文同以往一样坐在角落里不说话。但会后，在丁玲等公共汽车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林不便太接近二人，所以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只见沈脸带笑容，关切地看着丁玲，热情地谈着什么。丁玲则始终板着面孔，眼睛不时望着别处，一扫同老舍说话时的兴奋劲儿，似乎不大愿意与沈从文交谈。后来，沈从文一个人离开车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发表了《也频与革命》一文，文中声称自己四、五个月前终于看到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记丁玲》两文，她写道：“作者在书中提到胡也频和我与革命的关系时，毫无顾忌，信笔乱编……类似的胡言乱语，连篇累牍，不仅暴露了作者对革命的无知，无情……”甚至谩骂沈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丁玲说：“我被捕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气愤，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诉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拒绝，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伪君子。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但是，我还是和陈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当时，他很害怕。我们告诉他：共产党不会杀你的，怕什么？”
吴泰昌回忆，丁玲的文章见报后，沈从文的学生、《诗刊》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让吴去告诉沈，请沈写文章辩驳。吴转告邵的话后，沈表情严肃，带着几分压抑，张兆和激动地在一旁说：“没有什么好说，没有什么好写。”
1981年，丁玲在湖南文联演讲，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沈的学生王亚蓉很生气，要写文章反驳，沈说：“她那么大年龄了，又有病，随她去吧，她这些年也没少受罪。”直至辞世，沈从文都没有写文章为自己辩护。
王亚蓉回忆，范曾从中央美院毕业时，因为得罪了国画系主任叶浅予，毕业分配被发往边寨，他托人带信给沈从文，向沈求助。从不求人的沈为了范，找美院院长朱丹和叶浅予求情，未果，于是借总理周恩来指示服饰图录课题，将范曾调到身边，协助自己工作，范曾得以留在北京。
文革开始后，作为沈从文助手的范曾写大字报揭发沈。范说沈：“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看后说了八个字：“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沈从文在《表态之一——一张大字报》中写道：“范曾揭发我对群众最有煽动性……说是丁玲、萧乾、黄苗子等，是我家中经常座上客，来即奏爵士音乐，俨然是一个小型裴多菲俱乐部。事实上……我家……客人十分稀少，除了三两家亲戚，根本就少和人往来。来的次数最多的大致便是范曾夫妇，向我借书主要也只有你夫妇。……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范曾同志十分感谢，因为他教育了我，懂事一点，什么是‘损人利己’，可说似乎收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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