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个子虽小，但十分自信，两眼炯炯有神。平时虽不苟言笑，说话时却十分风趣健谈。在北大当时穿长袍的教授极少，陈寅恪是个坚定的长袍主义者，钱穆看到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这一习惯他后来长期保持着。
钱穆几十年如一日练习太极拳。他的弟子回忆钱穆先生打太极拳时曾说：他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30分钟。在桂林街初期，有一天正当钱先生在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阿飞，在课室门口探头探脑，一派轻薄。钱先生站着问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也不理睬，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室内左右穿插。钱先生恼怒了，登时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
1943年，钱穆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时。他的学生曾回忆道：先生很喜欢散步。每晨早餐后，由我陪从，沿着湘江西岸顺流南行；大约走一小时，再沿着去时的岸边小道回老城。这样的散步，除天雨外，没有一天间断过。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1950年春天，余英时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新亚书院，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北大，钱穆主要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通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堂课上两小时。钱穆通常准点进教室，上堂就讲，没有废话，中间也不休息。由于博闻强记，上课时常常旁征博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借古讽今，时出新见，很快声名大振，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大约因为在家乡执教太久，乡音不改，上课时始终不脱一口无锡腔，开始学生听了很不习惯，但他的课讲得实在精彩，谁也舍不得离开，时间一久，大家也就熟悉了，反而觉得很有味道。他自己从不觉得无锡话有什么不好，五十年代在新亚学院演讲时，香港学生反映听不太清楚，有人问他要不要提供翻译，意思是译成粤语，他很不高兴地反问道，要译成英语吗，中国人怎么会听不懂中国话呢？
【推崇】
钱穆高中未毕业，但一直致力于史学研究，学界众人均对其推崇备至。
从一九一二年起，在十年半时间内，钱穆辗转四所小学，读书之余完成了第一部学术著作《论语文解》，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渐渐崭露头角。时为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的钱基博（钱钟书的父亲）读到钱穆的一篇文章，大加赏识。一九二三年，在钱基博推荐下，钱穆转入他兼职的无锡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从此两人结下厚谊。钱穆对钱基博的友情一直念念不忘，晚年回忆说：“同事逾百人，最敬事者，首推子泉。生平相交，治学之勤，待人之厚，亦首推子泉。”
在无锡三师时，钱穆已经完成《国学概论》，并开始撰写其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学者蒙文通看到他的文章，慕名前来造访，打开“系年”手稿便被吸引了，在回南京的车上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认为该书“体大精深，乾嘉以来，少有匹矣”。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陈寅恪不止一次加以称赞。陈寅恪称《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陈寅恪将钱穆之著作与自己最尊崇的王国维著作相提并论，可见陈对此书的赞赏。
陈寅恪曾在多种场合表示对《先秦诸子系年》一书的称道。如朱自清日记载，陈寅恪于1933年4月在叶公超晚宴上“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记》，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以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
1934年5月16日，杨树达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会后，陈寅恪对杨“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陈寅恪对钱穆的《国史大纲·引论》也给予肯定。钱穆的《师友杂忆》记载，1939年3月，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张晓峰于会后探访其时卜居宜良的钱穆，转告陈寅恪对《国史大纲·引论》的称道：张其峋晓峰来昆明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晤及陈寅恪。寅恪告彼近日此间报端有一篇大文章，君必一读。晓峰问，何题。乃曰，钱某《国史大纲》引论。晓峰遂于会后来宜良，宿山中一宵，告余寅恪所言。
顾颉刚则称赞《先秦诸子系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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