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仅代表大宋并不傲慢，当然也不自轻。后来他出使的一套程序都被记录下来，成为大宋和契丹交往的一种模式制度，当时朝野对此以两个汉字评价：得体。
传统中国对“士行”也即士大夫的德行相当重视，在圣贤理念中，“士行”的第一标准不是“任重道远”，用孔子的话说，而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行己有耻”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德行，它包括了恪守中道不使偏离中原价值观的选择与坚守，也包括了对邻邦不偏不倚不卑不亢的权利尊重，能够准确传导（不是传达）中原衣冠文明的礼仪精神。这些，孙仅都做到了。孔夫子如在世，当能首肯他的成就，赞一句：“可谓士矣。”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南北“和议”之后，还为士庶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悲欢离合故实。
大宋霸州官员得到契丹永清官员发来的牒文，说永清的部民李加兴，此前曾经用了两万钱赎买了一个契丹掳掠来的“战利品”——大宋的妇人阿杜，二人成为夫妻。“和议”之后，二人一同到霸州卖草席，被阿杜的前夫齐鸾发现，将阿杜抢走。永清官员要求霸州官员追捕阿杜，还给李加兴。霸州官员认为：阿杜本来就是齐鸾的妻子，现在很难追还。就行文用这个说法回应了永清官员。
显然，霸州官员是在“偏袒”齐鸾。此事对齐鸾而言，不为过；但对李加兴而言，则未免不公。霸州官员将处理意见整理为卷宗，报到朝廷，试图如是结案。但真宗批示说：“这是与契丹修好之前他们做的掠夺之事，不能算在修好之后的账上。但如果他们不再多话，就算了；如果再有求索，应该由我们官方拿出当初那两万赎钱来，还给李加兴。”
真宗的意思就是：给钱可以；但人不能给。
保州有一个中级武官名叫赵诲，他的儿子赵超早年曾经“陷寇”，即投降了契丹。“和议”后，赵超从草原跑回了中原家中。但赵诲担心儿子有诈，过去你投降，现在又回来，是不是来做奸细啊？他吃不准，又担心朝廷给他个“通敌”的罪名，于是，命部下亲兵将自己儿子送到京师，请求朝廷讯问处理。
真宗对这个案子，只有一句话：
“安有子归父而致疑耶？”
哪里有儿子投奔父亲，而遭致猜疑的道理呢？
下诏，给这个赵超补了一个“殿侍”的小官，发放盘缠和干粮，让他重新回到保州去，父子团聚，至于是不是“奸细”，连问都不问。
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
按照顾炎武先生的定义：改朝换代，变换君王名号，不过算是“亡国”，那不过是“一姓”的覆亡；但公道、仁德价值观没有了，传统伦理不见了，人与人之间互相仇恨、咬噬，像丛林野兽一般，这就是“亡天下”。
于此可知，大宋开国以来，承续五代乱世文明沦丧之“亡天下”，那时节，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父不像个父，子不像个子，藩镇谋乱，一哄而起，朝廷易姓，大臣投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尽皆流失。当此之际，大宋君臣，一点一点“提醒人心”，将传统伦理、圣贤大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三代以来推演的中原文明开始渐渐回归。
一般来说，乱世之后，文明重光，需要制度建构和道义推演两个方向。制度建构，向文明渐进，此义人多熟知；但道义推演，足以加持文明更化，甚至是根本性更化，却鲜为人所重视。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君王公侯在道义推演方向上，负有更多责任。国家从鱼烂世界走来，百废待兴中，道义推演，是培养人心须臾不可忽略的慢工。
清代思想家李颙有言：“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 “肯綮”，指的是“根本要害”，“重要关键”。清政府出于“部落政权”（钱穆语）之私欲，在世界大格局变化了的条件下，不肯火中涅槃、自我更化，失去了把握这个“大肯綮”的机会，渐渐将中国演成一个鱼烂世界，局面几乎相当于五代乱世。李颙这个思想，后来被民国领袖和卿士所接受，包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所谓“四维八德”，成为官方推演文明重光的重要主题词。
真宗时代一如太祖、太宗时代，对“文明重光”有不同于凡品帝王的思考。他们是恪守“天下为公”的政治家，不是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前者可以称之为“贤君”“圣君”“仁君”，后者则属于“昏君”“暴君”“庸君”。这是两类不同的物种。从人性恶中寻求支援力量的即属于后者，百变中不忘提醒人心道德的即属于前者。世界史上，印度孔雀王朝的创始人旃陀罗笈多，曾在马其顿-希腊联军入侵时，在战胜敌人时订立了合约，没有将流血进行到底。罗马“五贤君”，史称“待民宽仁，治国依法”，他们所在的时代，被人誉为“人类最幸福的年代”。（“五贤君”是公元1世纪末期到2世纪治理罗马帝国的五位皇帝。有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毕尤、奥勒留。五人在位八十多年。彼时，政治清明。而他们之前百年，很像五代十国，是一个狠戾的乱世。“五贤君”对臣民有超乎以往的关爱，他们统治的时期成为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史称“罗马治世”。）阿拉伯阿尤布王朝的平和大度，富有骑士精神的国王萨拉丁，也曾在占据优势的条件下与十字军签订合约。旃陀罗笈多、“五贤君”、阿拉丁等，都是恪守“天下为公”理念的君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和平、重民生，有所不为而不是无所不为，更重要的，他们对价值理性，也即道义原则格外珍惜。他们以他们各自的品行为士庶做出了富有圣贤气象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提醒人心”。因此，他们当得起“贤君”的称谓。显然，真宗力求“敛天地之杀气，召天地之和气”，就是在“提醒人心”；坚持在优势条件下，推动地缘和平，实现“澶渊之盟”，也是在“提醒人心”；宁肯减少宫廷收入，也要蠲免天下“宿逋”，还是在“提醒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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