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太平景象出现，老臣吕蒙正身体却越来越差，七次上表要求退休后，真宗才允许。吕相察觉到真宗有欣喜之心，担心他生出奢靡心思，就在赴西京洛阳养老之前，乘坐轿子到殿门外，下轿子后，让两个儿子搀着他升殿来见真宗，提醒说：“北戎请和，从古以为上策。今先启诚意，继好息民，天下无事，惟愿以百姓为念。”
北边的异族请求和议，这类事，从古以来就是上策。现在我们能够开启诚意，和好之后，南北罢兵，与民休息，这样，天下会越来越太平无事，臣只愿陛下以百姓为念。
真宗很欣赏吕相这一番语重心长的告诫，嘉赏了他。
但是“以百姓为念”的价值取向，在“王钦若-丁谓时代”却渐渐有了变异；而当下，真宗的一番好心情，也因为寇准对晏殊的“抑制”而生出不快。很快，王钦若的谮毁接踵而至。
狂者寇准
寇准很自负，“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确系他性格真实写照。他做宰辅，不循常规办事，包括用人，他也往往打破制度规定，大多按照自家考量予以升迁或贬黜。按照磨勘制度，某人到了年限，应该晋级，同列中就有人拿了考功档案给寇准，要求按例办理。寇准不同意，同列认为章程如此。
寇准回答：“宰相是干吗的？就是要黜退不肖之辈，进荐贤良人才。如果都按照章程做事，那还要宰相何用，一个普通的小吏就可以干了。”
他这话也有道理。
按寇准本意，是要为国家“取士”，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有德有能且有志的“国士”。史上的吏部工作一向就存在悖论，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几年几年晋半级，几年几年晋一级，只要不出错，反正到时候就升职多拿俸禄，这就容易使得一群吃饭不做事的庸人升官，“国士”混在这样的官员行列中会有耻辱感，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所以很可能要么借故“致仕”，退休，远离庸俗官场，悠游于山水云林，要么寄情于文字，不再关心邦国命运。故此类制度，令国家“得士”的可能性不大。但完全按照大臣举荐，又容易因为举荐者修养、眼光的差异，被举荐者机缘、运气的不同，最后朝廷也未必顺利“得士”：那些靠近举荐者或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容易上位，而多年辛勤工作，无缘接近或不屑于夤缘举荐者的官员就只能默默无闻。像李沆、寇准、毕士安这样的举荐者，当然有眼光，自然可以举荐像样人才；但如果碰到童贯、蔡京、贾似道这样的举荐者，举荐一批佞人上台，则国家必危。千年以来，这个悖论并没有合理完善解决。
因为寇准这种自负，阻滞了一批“到日子”该晋升的官员不能晋升，所以“下面”怨气颇重，史称“同列颇不悦”。
寇准自负的特点，也让他失去了克制。
举朝颂唱“澶渊之盟”的光辉，真宗更因此庆慰有加时，寇准开始了“自矜”，自负自夸自我表彰，恨不能将一场“澶渊之盟”的泼天功劳记在自家名下。这样，就距离“节制”之“礼”越来越远。
古人设“礼法”，几千年传统，养成一个“衣冠之族”的文明。
且不论“礼法”的现代价值，但说在“礼法”盛行的中原，寇准此类作态就有了让人无法相容的后果。谚云：“十履而一跣，则跣者耻；十跣而一履，则履者耻。”如果十个人穿着鞋子，那么赤足的容易被人耻笑；但如果十个人赤足，那么穿鞋的就容易被人耻笑。所以明代思想家吕坤有言：“礼教大明，中有犯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肆而无所容；礼教不明，中有守礼者一人焉，则众以为怪而无所容。”在礼教礼法流行的时区，有一个人违反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放肆而不愿意接受他；如果礼教礼法不能流行，有一个人恪守礼教礼法，众人就会认为他怪异而不愿意接受他。寇准生活在一个“礼教大明”的时区，却不遵守“彬彬有礼”的士君子之行，而是以一种“狂者”态度对待同列和下属，甚至对待真宗，虽然真宗也确实感激他在澶渊的推演之功，但寇准的“狂”却深深地激起了弥漫于朝堂的嫉妒之心。
后来，真宗起用王旦为相。王旦上任那天，真宗与他谈话，说：“寇准做宰辅时，许了很多人升官，将这事当作赏给他人的恩典。你做宰相后，要深刻地戒惕这一点。”
此事证明：寇准一方面举荐了不少人才，另一方面也抑制了不少人才。他不喜欢的人就没有能够升官，这部分人就给了他诋毁性质的恶评，其中一个恶评就是“施恩”，以至于连真宗也相信了此说，最终参与到“倒寇”运动中来。王钦若则在“倒寇”中，给了寇准致命一击。
王钦若巧言“倒寇”
王钦若此时官职是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主持编修《册府元龟》和国史。当初他做“资政殿学士”，寇准为相，上朝时站班，寇准将其班序排在翰林学士之下。王钦若内心不平，认为自己曾知天雄军，也算有功之人，却被排在翰林承旨这些朝廷秘书之下，是寇准在“抑制”他，就来跟真宗诉苦。真宗就在他的职位间加了个“大”字，这样就班在翰林们的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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