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里说的“远人”，包括契丹。
真宗问：“何谓大功业？”
王钦若说：“封禅是矣。然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乃可为。”那就是封禅了。但是封禅需要得到天降瑞应，并且是世上罕见唯一的瑞应，才可以来做。
真宗沉吟不语。
王钦若知道皇上有点失望，因为这个“希世绝伦”的“天瑞”，眼下，没有啊！但他早已筹谋成熟，就等着皇上这个时刻。所以，当他成功地“导演”出皇上的情绪后，又不失时机地“教唆”道：“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人力为之。若人主主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天瑞”哪里可以想得到就得到？前代有些“天瑞”那是人力策划的结果。但君主如能主持此事并极力崇奉，以此来明白地告示天下，那么人力制造的这个“天瑞”，就与上天下降的“天瑞”没有什么两样。譬如，那个传说中特别有名的“河图”“洛书”，真的有这回事吗？没有的！那是圣人用神道奇迹来设计教化天下罢了。
这一番话对真宗触动很深。
他沉思很久，渐渐明白过来，可以在以后的日子做些什么了。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去做。必须向天下、主要是向契丹，展示大宋帝国的合理性、合法性、正当性。上帝保佑大宋。此念一出，他很快由一个哲学意义上的“信神者”，变成了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怀疑者”，并且参与到王钦若的格局中来，成为哲学意义上的“信仰游戏者”。
但是他对宰辅王旦有些担心，史称真宗“独惮王旦”。他说：“王旦得无不可乎？”对这种早晚涉及造假的事，王旦恐怕不会答应吧？
王钦若说：“臣请以圣意谕旦，宜无不可。”臣请求就将圣上的意思晓谕王旦，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于是王钦若就找个机会，向王旦暗示了圣上准备“神道设教”的来龙去脉，主要是威吓契丹，与契丹争“神佑”之正当之排场之必要。
读圣贤书的大宋第一宰辅王旦，此际开始犹豫。如果真要搞什么幺蛾子，欺骗谁呢？欺天？欺人？封禅倒也罢了，可“人造天瑞”该如何正当讲述？岂不既背离孔子“丘之祷久矣”的那种敬神的虔诚，也背离圣贤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的理性传统？那样，岂不就陷入一场既亵渎神灵，又推演迷狂的疯癫中去？何况“子不语怪力乱神”！王旦知道，一旦与王钦若沆瀣一气，这一世的令名付诸东流还是小事，带动国家走入疯癫可是大事！
王旦很郁闷，很想找个时间私下与真宗“从容”聊聊这个事。
一壶珠宝搞定当朝宰辅
“圣人以神道设教”，这事直接改变了真宗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让他对治理天下的运作秘密有了全新的认识。
按照传统说法，黄河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洛水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圣人（一般指伏羲氏）看到这个“图”“书”之后，开始效法，于是有“八卦”。传到周文王时，又有了“六十四卦”和卦辞，于是演绎为中原文化的源头之一，史称“河洛文化”。“河图”“洛书”至今尚有未解之谜。儒学内部对这个问题也素有争议。真宗曾经接受的就是原始神秘说法，但经王钦若这么一“点拨”，于是对史上成说有了怀疑。
他在犹豫中，还需要找到一个儒学大宗师来印证，于是在一个晚上到了秘阁。
这是国家珍藏重要图书的地方，常有大儒在此地值班。这天正好赶上帝国大儒杜镐在此。真宗就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跟他东拉西扯，然后，话题一转，忽然问他：“卿博达坟典，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爱卿通达“三坟五典”古籍奥秘，所谓的“河出图，洛出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所谓“坟典”就是指“三坟五典”，“三坟”是传说中伏羲、神农、黄帝时的典籍，“五典”是传说中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时的典籍。
杜镐听到皇上骤然发问，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就选择古来的流行说法，随口一应：“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不料这个说法恰恰与王钦若的意见吻合！一个是自己喜欢的大臣，一个是自己信任的大儒，都如此说法，真宗于是对“神道设教”不再怀疑。
但他对王旦还是有点吃不准。要做一个大局，必须有中书支持，如果当朝宰辅不支持，那事是做不成的。真宗皇帝赵恒决定贿赂当朝宰辅王旦。
他先派出王钦若去劝说王旦，王旦作沉吟状、犹疑状。真宗了解到情报后，找了一个机会，邀请王旦到内殿宴饮，席上，君臣谈笑甚欢。临别时，真宗赐给王旦一壶缄封的美酒，并对他说：“此酒极佳，拿回去跟你家人一块享用吧。”
王旦拿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是满壶的珠宝。
王旦应该有忖量，但这事比诏令还吓人。诏令可以驳回，不服从；但皇上贿赂你了，你怎么办？王旦，虽然是一代贤相，也很有“以天下为己任”之担当，大宋王朝那些优秀的宰辅都不缺这个品质，但他们也都同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弱点：对“名位”的贪恋。王夫之认为这是宋代大臣的通病。王旦也不例外。他思前想后，患得患失中，决定加入这个棋局，做一枚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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