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曹州、济州的耆宿二千二百人，又千里迢迢从山东赶来阙下，请求车驾临幸本州。真宗对这类“民意”不好多说，除了召见慰劳之外还有赏赐，但同时下诏，要各地州郡不要再组织此类活动到京。
但大典已经成为“国民行动”，从中央到地方，各类祭祀、神迹此起彼伏。京城宣化门外，有个军人病死，火葬后，发现他的骨殖仿佛一尊佛像模样，于是附近州郡很多人都来参拜施舍，史称“愚民竞趋视施财”。
龙图阁待制戚纶，应该是少数几位反对“封禅大典”也即反对“神道设教”的人物，但他感觉到人微言轻，无力中止这一场全宋疯癫，于是，给真宗上了一道奏章，先肯定“天人感应”的神迹，再请求将年初以来出现的各类“祥符”摹写记录，刻于金石之上，藏到太庙里，另外用“副本”向天下诏告。然后，话题一转，提出他的忧虑：古今流俗之人都有托名国家“嘉瑞”神迹，而生出“幻惑”，继而生出“狂谋”的事例，一般都会“诈凭神灵，或伪形土木，妄陈符命，广述休祥”，欺诈世人说神灵附体，或假传山林神祇，狂妄宣称得到天神特权任命，到处宣扬吉兆祥瑞。这样，就会“以人鬼之妖词，乱天书之真旨”。
戚纶的意思是：将这一场“神道设教”乱象尽力控制在官方范围内，尽力不要煽惑成一场全民动员活动。
真宗接纳了他这个意见。
从宣化门外的“骨殖-佛像”案开始，朝廷下诏开封府，要禁止这类事蔓延。
后来，更下诏说：“州县庶民假托神异，营建寺庙，远近奔集，这事很有惑众之疑，应该加以禁止。”
并诏令宫殿苑囿，下至皇亲、臣庶，所有的宅邸，不得以五彩作为装饰，禁用罗锦制作幡旗装饰品，不得用缣帛制作假花等等。
但“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远在陕西兴元府（今属汉中）的戍守将军，也开始积极响应真宗“神道设教”的国家运动，他没有钱，就克扣军饷以及种种军用经费，但他并不中饱私囊，而是将这笔钱全部用来购置锦绣“以状戎容”，让军容呈现雄壮面目，配合国家庆典。但士卒们不吃这一套，得不到应有的补给，于是相率“亡命为盗”。真宗一直到东封泰山大典之后，才知道这件事，于是下诏不得盘剥部下，盛为军装。
后来更有濮州的举人名叫郭垂，认为东封大事，庶民应该有所表示，资助国家做大事。于是带头募捐，总462人，献菽粟两千石、草料四万束。消息报到京师，真宗说：“这个意思虽然值得嘉奖，但如果接受这份捐赠，诸州就会效法，都来进贡，那反而成为一种麻烦。”于是下令按照高于市场的价格给了郭垂他们优厚的报酬，并诏谕京东诸州之民庶，不要再做这事。
此事不可小觑。
民间助饷
国家有事，庶民捐资，此之谓“助饷”。
顾炎武反对“助饷”。
他认为：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国家元首的治理之道，在于不要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如果能不贪图百姓群臣的财产之利，然后百姓群臣也会不贪图国家元首财产之利，则国库里的钱财就可以长久保存下来。
为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列举了很有说服力的几个案例。
唐时有名门之后田伯强，要将祖传的宅子卖了，用所得钱财招兵买马，帮助朝廷讨伐吐蕃。宰相柳浑反对此举，认为“讨贼”之事，自有国家规划，哪能以此鼓励“侥幸之徒”！且田伯强这是在“毁弃义门”，鼓励这做法，就会“亏损风教”。因此，朝廷应给予此人责罚。皇上答应了柳浑丞相的奏请。
顾炎武评论道：唐代的德宗是一个好敛财的君主，还能够听从宰相的意见，不受田伯强的捐献，“后之人群可以思矣”。
大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正是金兵占据半壁江山之际，有湖州之民向朝廷献钱五十万贯，用来抗金。但高宗赵构拒绝了这种“助饷”行为，给出的理由是：“国用稍集”，国家财政略略好转。并为此下一道诏书：“今后富民不许陈献。”
顾炎武赞誉这种行为，感叹道：“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欤！”唉，这大概就是宋王朝之所以还能在南渡之后继续存在的原因吧？
最初的“助饷”行为发生在西汉武帝时，那时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卜式。他要用自家一半的财产帮助大汉讨伐匈奴。但当时就有名臣公孙弘对武帝说：“此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愿陛下勿许。”这事是不近人情的举动。越出常规的臣民不能淳化天下而会搞乱天下文明法度。希望陛下不要答应。汉武帝一开始是没有答应卜式的。
出现“助饷”行为最多的是大明王朝晚期。
当时国家以及忠臣，都因为用度不足而反求于民间。史可法守京师，军饷不支，于是传檄要富人“出财助国”。但顾炎武观察到：“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但是富民百姓最后还是不肯向国家输入私财，导致首都沦陷。这几乎就是孟子所谓的“丢弃不顾而离开”的人，即使钱财再多又有什么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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