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宗接到奏章后说：“如此，则被盗之家不就更加受到伤害了吗？应该赐给王吉官钱三万，赃物悉归其主。”
护生
景德四年（1007），真宗西巡，到巩县。用膳时，有人献洛河的大鲤鱼。多年来流传一句美食名言：“洛鲤伊鲂，贵于牛羊。”说洛水的鲤鱼、伊水的鲂鱼，比牛羊肉都珍贵。但真宗看到活蹦乱跳的大鲤鱼后，说：“吾不忍食也。”命令将大鲤鱼放生。
大中祥符四年（1011），有人上言，说京城杀禽鸟、水族，用来供应食馔，数量很大，有伤爱惜生命的道理，希望能加以约束。真宗说：“如果听说宫中内廷和皇亲及皇亲封地诸县，有人购买此类生灵者特别多，可以令宫中管理部门严加约束，希望能‘自内行外’，由内部做出表率，慢慢影响外面，让庶民知道应该自我约束。”
大宋“护生”政策是“自内行外”。
放权
大中祥符四年（1011）冬，有个太常博士江嗣宗上言：“陛下躬临庶政，十有五年，殿廷间事，一取圣断，有劳宸虑。今请礼乐征伐大事出于一人，自余细务委任大臣百司。”
这个意见是要皇上放权，除了“礼乐征伐”大事外，其余都可以委放。按政治治理性质言，此类生态近似于“虚君”而“共和”。
真宗回答道：“此颇识大体。”
此言很符合国家治理的根本义理、大局。
史称“乃诏褒嗣宗，从其所请”，于是下诏褒扬江嗣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刑罚没有私意
大中祥符三年（1010）九月，真宗到山西汾阴祭祀后土神。一个为真宗特别信任的入内高品也即高级宦官，名叫江守恩，他违背制度规定，购置青苗，私自役使军士六百人，到民田去取麦穗，做粮食倒卖；又擅自参与丁夫的管理，非理鞭打逃亡者二百人；命令役夫蔡文义买驴，没有买到，就将人杖死。
真宗得到消息后，难得发怒，下诏监察御史王迎调查处理此事。
狱成，江守恩应该“抵法”，也即被正法。
但因为他是皇上近臣，所以很多官员都想救助他，一来讨好真宗，二来可以借此靠近侍臣。真宗一律不允，甚至将几个试图“捞人”的官员给予降职处分。史上评论此事道：“守恩虽近侍，上不贷以法，论者以谓朝廷至治，行罚不私，中外莫不悚庆。”江守恩虽然是皇上近侍，但是真宗并不因此而宽贷。评论者认为这是朝廷最好的治理。刑罚没有私意，朝廷内外人人都有了敬畏和庆幸。
奖励雪冤
大中祥符年间，陕西有饥民，不得已卖子，每一口不满千钱。真宗知道消息后，当即下诏：“官为购赎还其家”，由官方出资赎回孩子，还给原来的家人。
景德年间，青神县（今属四川眉山）的小民史光宝，家中被贼盗劫掠。
地方“耆保”（略似后世之“保甲”）提供线索说：史光宝家被劫那天，有大雷雨，但村民延赋、延谊这兄弟俩不在家。显然，雷雨之夜出门的动机值得怀疑。县尉正为破案发愁，当即将二人逮捕。县吏王嗣等人，则利用公权力，对这二位“疑犯”“恣行拷掠”，二人不屈，在酷刑中被折磨至死。
不久，眉州得到了真正的盗劫者七人，这才让延赋、延谊得以雪冤。
执法官员受到处罚；延赋、延谊两户人家，免除三年田租和徭役，算作“国家赔偿”。
大宋帝国，就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并不能杜绝冤狱，但它也像今天世界各个文明邦国一样，一旦发现冤狱，必将昭雪。圣贤并不期待人间完美无憾，也从未梦想建造一条通往完美政治生态之路，但总是在做着通往公正的努力。大明帝国思想家吕坤有名著《呻吟语》，内中所载多为圣贤“金句”，其中有一句话长久地感动着我。我已经不止一次引用过他这句话，他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
假如为官为吏，可以有一句终身奉行的座右铭，我推荐这一句话。它应该是“官箴”中的“官箴”，“金句”中的“金句”。
现在可以看到：大宋帝国，乃是一个有冤必申的邦国。所谓“政治文明”，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化解着民生“戾气”，慢慢推演“生成”的，不是许愿式聒噪“建成”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必须相信眼泪！
但在帝国内部，有人认为“辨冤白谤”乃是寻常事，所以在定期评议职务，以备升迁时，不将此事列为“课最”，也即最好的政绩。著作左郎曹定先生，就持这类意见，他认为官吏令冤死者雪，令判死者活，乃是天然的职分，算不上什么“劳绩”。但是另一位官员，太子詹事、判刑部慎从吉认为：“平反冤案后，误判、用刑的官员都要受责；但雪活、申冤的官员却不受赏。这类政策，未免赏罚不当。期望能够有敕令奖励为人雪冤的官员。”
慎从吉是从“工具理性”方向鼓励“为人辨冤白谤”的，但却符合圣贤理念、孔孟精神，因此，此议又是符合“价值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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