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目混珠是一种悖德行为，真宗反对这么做事。
但就政治本身之运作而言，王旦在理。“天书”本身就是造假。真宗已经造假在先，我王旦造假在后，又有何不可？且如此造假，还能在“游戏”中节约成本，令“游戏”流畅运作，难道不也是可以的吗？
真宗不同意。此事可以考见真宗在一本正经的姿态背后，事实上内心有着难言的巨大压力。“游戏”至此，必须扮演到底；所有“规则”，不得破坏。否则，一旦穿帮，被大宋士庶讥笑事小，被契丹士庶讥笑事大——那样，和议之后的和平就会处于不可测的危险之中。所以，真宗必须为此负起比王旦大得多的责任，一点一毫也不敢掉以轻心。王钦若、丁谓之所以得到真宗信任，主要就是因为他俩以贴心贴肺的知己感觉，将一生的荣辱押出去，在鼎力支持真宗造假，以此换取契丹的敬畏，试图令契丹不敢觊觎大宋，从此保持和议的长久。
但是这事怎么办？玉匠们是完不成这个事了。真宗于是令中使去所有的玉匠中调查，看看有谁手快，可以争在十月之前完工。
不料这一调查，竟爆出一个陈年好消息。一个名叫赵荣的玉匠说：“太平兴国年间，也曾经要做东封大典。那时节，太宗令玉匠用美玉做牒册，一年多才完工。就藏在崇政殿的仓库中。”
急忙去翻查，果然找到了这批旧物，正好用！
真宗高兴地说：“这是先帝早有‘圣谟’，了不起的规划啊，这是垂赐给我这个渺小的君王来用啊！”
于是，将先帝旧物拿来出示给辅臣们看。这时王旦正好在中书值班，不在朝堂，真宗就让中使到宰相办公室去告知王旦。
负责圜台和石 建设的直史馆刘锴、内侍张承素等人，已经设计好了图纸，圜台上的石 是个重要礼器，刘锴等人带着图纸、模型来请真宗定夺。真宗知道后，起床，换了素净的袍子出来，认真审查，通过。
真宗闲时，也有细节考虑。泰山作为神山，是不能轻易伤动木石的。于是下一道诏令：如果升山有大石头难于逾越，就筑土填平，或转弯迂回而过；如果有大树挡道，就用财帛包裹树干，不要伤动。
当时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圣祐，作为圣人之后，东封大典，似应该参加，但他当时只有十几岁，朝廷赐同学究出身，不属于朝廷命官。于是，真宗就问王旦：“封祀之日，孔圣祐是否可以陪位参加？”王旦说：“孔圣祐只不过‘赐’了一个同学究出身，没有得到官员命服，按礼，难于班在大典序列。”真宗于是特别赏赐孔圣祐“服绿”，即可以穿上六品或七品官员的绿色朝服，跟随京官陪位参加东封大典。
根据各地报上来的不文明行为，真宗又下诏：京城寺院，禁止道俗光膀子、四仰八叉，不遵律法坐卧；僧尼们要谨饬修洁，不得破戒。
有个内侍名叫邓文庆，在监督泰山道场施工时，在制置使席上言辞轻率，不够庄重，皇上特意下诏：勒令停职。制置使，是朝廷临时派出的统管官员。
太常礼院大儒杜镐，在大典临近特别紧张的时刻，也许更加紧张，居然将九宫神位的祭玉位置搞错，也被真宗罚了一个月的俸禄。
又有一个御史中丞王嗣宗，当班时“失仪”，不够检点。他知道违背了真宗要求官员“谨饬”的规定，就来自首，承认错误。真宗责备了他，说：“纠察他人的御史宪官，应当懂得谨守礼法！”但他知道此人性格一向较为粗鲁，没有给他更多处罚。
殿中侍御史赵湘上书说：“过去在含芳园迎奉‘天书’的那天，街上曾布置黄土为驰道，用横木为栏杆，是为了担心有人践踏。但是群臣往来，前驱导引往往将栏杆去掉，在驰道上行马。每次遇到辂马大车，这些官员们也不听传呼，就在驰道上分路而过，这都不是人臣之礼。但现在驰道设计，如果完全依照古制，不许他人践履，恐怕京师人口繁多，车马浩穰，也容易造成交通堵塞。请从此规定：自今开始，凡遇到大型典礼，有司在天子专用驰道布置黄土，群臣不得在上行马；导驾者不在此限。群臣彩排、阅习时，辂马大车不得冲过道路，但可以在驰道两侧行马。违者御史台要纠察举奏。”真宗同意了这个意见。
详细制定“仪注”的官员，开始组团到泰山圜台附近的都亭驿多次彩排封禅的仪式。
兖州王钦若报来消息：山上的道路、祭祀的坛台、行宫御幄，都已经准备完工，就绪。真宗对辅臣说：“每次有泰山来的使者，朕必首先询问役作的劳苦。使者都说泰山景色异常，众人都乐于在泰山做成大事。”王旦等人因此就来称颂“圣德”。真宗又谦虚地说：“这真是上天护佑、祖宗积德所致，朕，何足以当之。”
真宗告庙
眼看到了深秋九月，距离十月大典只有一个月时间了。真宗下诏：文武官员中生病的，年老的，都要留在京师。又将各地献来的吉祥物，如灵芝、嘉禾、瑞木等，都陈列在“天书”的辇前。到太庙告知大典时日时，又将吉祥物陈列于祖宗牌位所在的堂室。召兵部侍郎、西京留守、老臣向敏中到京师，为权东京留守，即日赴内廷起居，熟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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