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之下真宗“侈心起”
大宋有司，不少人不愿看到国家陷入疯癫一般的庆典中，他们担心“东封”之际再“西封”，于是大中祥符元年八月，也即“泰山封禅”前两个月，他们就上书说：“西汉祭天在甘泉泰畤坛，祭地在汾阴后土祠。后汉开始定南北郊祀祭祀五方神，那么今天的汾阴后土，本来就是汉代以来的地祇所在。不久我大宋东封泰山，还要在社首山‘禅地’，也就等于是祭祀了地神。如此，汾阴的后土祠不应该同时再祭。再说，唐开元十二年、二十年虽然在汾阴脽祭祀后土，但在十三年泰山封禅时，并不另外祭祀后土。臣等愿意东封车驾出京后，派遣官员到汾阴告祭，封禅之日不再到汾阴同时祭祀。”
真宗更知道一场祭祀大典耗费国帑不菲，因此同意有司意见，即在泰山同时祭祀天神地祇，就不再专程赴汾阴西封了，甚至以后也不再西封。所以，最初，真宗是没有祭祀汾阴后土神的打算的。
但，究竟在哪里祭祀地祇算是正宗？
山东地界的社首山上社首坛？
山西地界的汾阴脽上汾阴祠？
这事不免纠结。
纠结中，更出现了“不可违”的“民意”。
民意认为，东封了泰山，也应该抽出时间再来西封汾阴。
真宗开始为民意所迫。
大中祥符三年（1010）六月，知河中府（永济县，今属山西运城）杨举正向朝廷报告：河中本府父老僧道1290人联名上书，请求车驾亲自来汾阴祭祀后土，并且还要到朝廷来亲自请求。当时的宁王，真宗的兄弟赵元偓“领护国军节度使”，而护国军镇所就在河中，所以也接受河中父老拜请，来撺掇皇兄驾幸汾阴。但真宗下诏不允，又诏告河中：不要让父老来朝廷。
但是满朝文武已经被“泰山封禅”这一场大典煽动起来了，热情不退。于是，到了七月，文武官员、将校、僧道、耆老三万多人“诣阙”，即到朝廷请求祭祀汾阴后土。
真宗仍然不许。
他还是担心动用国帑太多，毕竟各种兴作都要用到钱帛。
丁谓似乎看透了真宗心思。
有一次，真宗召集近臣到龙图阁观书，翻阅到一部唐代的旧书《元和国计簿》，这是一册关于财政方面的档案。三司使丁谓趁机对真宗说：“唐时，江淮地区每年漕运米粮到长安，不过四十万石，现在，运到汴梁的达到五百余万。府库充盈，仓廪满实。”
真宗听到这个数字，大为高兴，就对丁谓说：“民间康乐富有，实在是有赖于天地祖宗降下祥瑞啊；但是国家有如此储备，也与你这个财政部长尽心尽力有关系啊！”
这件事让真宗觉得国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于是，当年李沆担心的事出现了：真宗皇帝“侈心起”。
于是，八月间，诸臣表章上到第三次时，真宗心动，让大臣陈彭年搜寻历代关于祭祀后土的兴衰记录，然后，拿着这个记录给臣辅们看后说：“以前的历史记录，说‘郊天’而不祭祀地祇，有失阴阳对偶之大义。朕这次既然东封了泰山，汾阴脽上的祭祀，恐怕不能缺少，何况河中父老又多次申请。我只担心，泰山封禅事刚刚完毕，这才几年，就要行这个大典，岂不是又要因为地远人众而又劳费了吗？”
众大臣几乎异口同声，都说：“陛下为民祈福，不怕栉风沐雨；圣上之心一定，已经上达于神明了！”
真宗说：“朕但希望万民能够因为祭祀祈福，而获得大吉大利，朕是不怕什么风雨劳顿的。”
真宗认为如果不去汾阴，确可成就帝王谦恭之德，但却违逆了万民心意。最后答应了这个事，史称“诏以来年春有事于汾阴”，下诏告知天下，明年春天，将在汾阴有活动。
西祀汾阴
规模不亚于泰山封禅的一场大典开始了。
又是选任活动总管、总监；派员充实中府官员力量；调拨国库粮草钱帛；发动河中周边郡县工役兴修土木建设；组织翰林文书队伍详细制定“仪注”；安排地方警卫和随驾扈从；推演天象选定吉祥时日；挑选才兼文武大臣留守京师；拟定各类注意事项，如汾阴路禁止射猎，车驾不得侵占民田，诸如此类，一如东封之制；还要征召玉匠、石匠等各类手艺人，制作玉柜、石 之类。
道路选择也颇费周折。西幸之路多山、多水，较东封险途为多。一般行动，从京师汴梁到河中府，有两条路，一条经陕州过浮桥翻山；一条经三亭渡过黄河。司天官员认为，这两条路都不佳，山路险峻、水流湍急；不如过洛水、渭水，出潼关，直抵河中，这里道路比较平坦。虽然要在渭水、洛水兴工，但不过几十里路，过去后就是平川。
真宗要陈尧叟等人讨论决定。陈尧叟选定了司天官员的意见。
但是这几十里工役也不是简单事，渭水有很多滩涂石坎，因此要从此地往南而绕出十几里路，遇到渭水狭窄之处，可以联舟捆缚为浮桥。洛河之上，也可以做浮桥，而后抵达河中，但路上村落稠密，桑田遍布，车驾行过恐怕不方便。旧路则靠近山崖之南有峭壁，有些已经年久失修，泥石流毁坏道路，行走不易。于是换一条路，从灵宝县南进入虢州路，到函谷关，与汉武帝庙前的当年旧路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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