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汾阴两场大典刚刚结束，颇花费了国用经费。现在又造宫观，尤其耗用资材。虽然说府库之中，货宝山积，但这些都是历代之积藏，所有钱财都是出自生民之膏血，花出去很容易，积攒起来很艰难。国家财帛丰盈，但更应该珍惜。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二。
圣人贵于谋始，智者察于未形。灾祸往往起于隐微，危乱往往生于安逸。现在京畿之间，万众毕集，如此劳作，役使的诸杂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如果有人流窜城郊，有偷有盗，很容易令圣上忧虑。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三。
王者抚御天下，自当顺承天地，举动必遵于时令，规划不失于万物当然之态。按古来传统，孟夏之际，不要发动大众，不要兴起土木工役。现在又是开挖地基，又是砍伐树木，冲冒郁蒸之暑气，惊扰安谧之厚土，不免违背古训。何况近来屡有旱灾、雨灾、风灾，这不正是天人感应的明效吗？此为不便建宫观理由之四。
臣听说陛下得到的“天书”，内中符命之文，有“清净育民”的训诫。现在所修宫阁，距离这个训诫很远，各种倾力之功，雕镂之巧，即使用尽人力物力，恐怕也未能符合天心。此不便建宫观理由之五。
王曾的意思是：即使一定要建造这座宫观，也希望能够减损规模，削减用度，不取“瑰奇”，但求“朴素”。只要内心“诚明”，祭祀“严洁”，会更符合天意。而节俭从事，四海之内，也更会知道陛下“爱重民力”之意。
真宗似乎觉得自己辛苦研究的学术成果《解疑论》已经回应了这类问题，于是不再回复王曾，只管盯住丁谓，努力建设玉清昭应宫。
真宗不吝赏赐
有一个数据。
陈尧叟、李宗谔在“祀汾阴”之初，作为朝臣到河中府充实官员力量，后来他们回到朝廷，告诉真宗说：他们在汾阴，经度这一场大典，一直到礼毕，土木工役总三百九十万人次。整个过程，只役使了军士辇运粮草供应，没有搅扰地方，没有调动“编民”服役出工。
对这个结果，“上称善”，真宗认为很好。
但事实上国家花费主要钱财不在此处，而在赏赐。
东封、西封，真宗赏赐文武大臣士卒，极为丰厚，以至于三司使丁谓也感觉到了紧张。他上书说：“东封及汾阴赏赐亿万，加以蠲免各路的租赋，除掉很多个税，恩泽如此宽大，臣恐有司经费不给。”
真宗说：“国家所务，正在泽及下民。但敦本抑末，节用谨度，自当富足！”
大宋帝国是不吝于赏赐的邦国。从太祖时代起，就有这个传统。
太祖时，有一个将军叫周仁美，在关南边帅李汉超麾下，多次抓捕契丹间谍，打仗曾负伤，有战功。有一次到朝廷，太祖赵匡胤奖励了他，并命宦官王继恩带着他在宫中转悠转悠，太祖一时也来了情绪，跟着转，走到一座国家仓库时，太祖忽然问周仁美：“哎，你能负重多少铜钱？”周仁美吹牛：“臣能背负七八万。”太祖道：“可惜压死。”算了吧，七八万压死你，怪可惜的。说着，让他扛了四万五千钱，算是奖励。
按宋代铜钱，太平兴国年间，“七十七钱为陌，每千钱必及四斤半以上”。读史，常见多少多少钱为“一陌”这种说法。解释起来很麻烦，大意是：市面流行各种钱，但一般都越来越不足，或是分量不足，或是成色不足等，于是，根据古来的“五铢钱”作为标准，大致估算流行的钱币多少枚可当“一陌”也即“一百”。按七十七钱为“一陌”，则“十陌”当“千钱”，也即一贯，实际上就是七百七十钱，意思就是这样的一贯也要到四斤半以上。如此周仁美所说的七万钱即七十贯，也要三百一十五斤，如果是足钱，还要增重，一般人根本背扛不动。
太宗也不吝于赏赐。
淳化四年（993）春正月，祭祀太庙，又有郊祀。大典之后，太宗给军士赏赐，当时的度支副使、负责财政的副部长谢泌经过统计后，一条条地将应该颁赏的名单和数量报上。太宗看后即行批准，他说：“朕之所以爱惜金帛，正是要用它们来准备赏赐啊！”谢泌说：“大唐德宗时候，后唐庄宗时候，都因为赏赐不丰，让军士不满，有过叛乱。现在陛下自己生活供应如此菲薄，赏赐却如此丰厚，真历代王者之所难也！”
孔夫子曾有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这么做就是算计过分。
孔子将这种行径视为官吏“四恶”之一。
太祖赵匡胤曾引用过孔夫子这句话，拒绝接受国营场务的“羡余”也即年终结余进入国库。因为他认为预算中的钱财是要按计划发放给场务工人的，现在有结余，就是克扣的结果。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尤其不得与民争这种不义之利。现在看出，真宗与太祖太宗都是格局宏敞的人物。
但是国家财政用在如此赏赐方向上，而不是用在更急迫更重要的民生方向上，宋真宗还是过于大手大脚了。这与他生于皇室、长于皇室有关。钱帛，对他不过是些数字，至于锱铢粒米之来源，那种辛苦，与“祖宗”比起来，他的感觉还是隔膜了许多。花钱，他不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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