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字，按通常换算，将黄金折合成2.7万两白银，每两白银折合1贯铜钱，总数则近280万贯钱；绢、绫、绸则统称为“帛”，总数近45万匹。二者之和即为325万，加上混合的245万“钱帛”，总数就是570万。这个不完全统计的数字，虽不中，当也不远。当时规定每年赠遗契丹岁币也即钱帛“30万”，那么钱帛570万则可以支付19年。
三司假借的这些钱帛，主要用来支付“神道设教”以来的各种支出，其中大部分假借发生在大中祥符元年。
大宋帝国的800万户士庶，就要在14年中，承受这份财政负担。
但还不止于此。需要知道的是，用于“神道设教”的钱帛远远超过570万。这些，只是左藏库一时周转不开，暂时从内藏库借出的钱帛，至于左藏库正常的支出，当超过这个数字几十倍不止。其中，最大的支出项目是建造玉清昭应宫以及赏赐官员和军士，二者估计用度，14年间，超过2亿。
百姓日用而不知
真宗“祀汾阴”回程时，在河中府辖境的河神庙附近，登上一个亭子远眺（真宗似乎喜欢远眺），但见黄河之上有渔夫在驾驶小船捕鱼，岸边田野有农夫在操练耒耜耕耘，不禁说道：百姓作业其乐乎？使吏无侵扰，则日用而不知矣。
真宗这一段话，很“哲学”。“日用而不知”，是《周易·系辞上》中的话头。一般以为《系辞》等解释《周易》的文字为圣人孔子所作，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但这类文字确实藏有高妙的生命智慧，值得现代人慢慢玩味。
《系辞上》中的完整话语如下：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解释这番话，很麻烦，可以知道几个事实帮助理解。
世界处于阴阳变化之中，这种变化乃是“大德”所在，很难测知；但其正道在“生生”之际，因为天地之“大德”是“好生”。故天下万有“生生不息”，是圣人也是神祇的愿景。
而“生生不息”，是不需要被打扰的。因此圣人与神祇都期待“无为而治”，也即在民间自发秩序原理下，百姓自发呈现生命活力。但达致这个生态，以抢劫、盘剥私有财产为能事的“非生产性掠夺集团”就是一种祸害，如官司聚敛，如墨吏榨剥，如藩镇割据，如契丹南侵……圣人作为邦国精英，百姓让渡于他们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寄希望于他们制止各种“非生产性掠夺集团”的巧取与豪夺。而百姓可以不必知晓此中逻辑。
仁政，也即合法权力的“体”就是致力于“无为而治”，“用”就是达致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一切合法权力最重要的民生诉求。君子之道在到达此一境界的日用伦常中，几乎看不出它的使用，所以称之为“无用”。但正是这种“无用”才彰显出“无为而治”的“大用”。
真宗读书颇勤，对《周易》有心得。可以说，这话头，扪着了圣贤之心，也接近了神祇之道。邦国治理中，“百姓作业其乐”，是公序良俗条件下的最优生态；“使吏无侵扰”，是通往无为而治的法制成效；“（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圣贤放弃种种自我旌表后的天下浑仑之象。此象，元、亨、利、贞。
这一段话，透露出大宋君王“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总诉求，是传统中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正大自律。所以，他的好大喜功，确实如洪迈所说，与秦始皇、隋炀帝不同，基本不动用黎民力量，不因大典或工程而延误农时，更不像无耻帝王们那样打着冠冕堂皇的种种旗号“白使唤人”。大宋用人，就有赏赐，也即嘉奖，也即报酬，而且还很丰厚。大宋，讲理。因此，他的大典、大工程，几乎相当于开辟了特殊的临时就业渠道，用一种劳役方式给予文武士庶以足够犒赏。这事带有相当程度的“富民”政策性质。
当他面对天神地祇，像孩子一样宣誓，并以“受命于天”的“代表”资格，为天下祈福时，我相信他的真诚。
受命于天
帝王与帝王不同。
大宋帝王与历代帝王不同。
真宗更不同于其他大宋帝王。
他一方面需要按照时代给定的精神资源、思想资源和知识资源寻求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以“神道设教”的模式“恫吓”可能的异族侵略者，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虔敬地相信：这个超越于自我的力量一定存在——虽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个超人力量，这个绝对力量，是单数还是复数，他更无以名之，这个力量究竟是“昊天上帝”还是“玉皇大帝”还是“太一真君”还是“后土神”还是“五方帝”。但他知道的是：在“我”赵恒之上，定有一种力量。能够庇护大宋帝国的不是“我”赵恒，而是这个“力量”。为了获取这个力量的支持或恩典，“我”赵恒必须“爱民”！从《尚书》以来的传统，就已经早早告诉了他：天心即民意。天下人都应该是天之子，而“我”赵恒，不过是“受命”来管理这方民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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