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新幸近臣”没有留下名姓，但应该就是士林“春秋笔法”下的所谓“五鬼”之一，而林特也在其中。
根据后来的事实推演，可以知道，杨亿遭遇了反对力量的“倒杨”运动。
说有一天，杨亿在学士院值班，忽然夜里被真宗召见，来到一个小阁。见面后，吃茶，很私密地聊了会儿天，真宗拿出几箧文稿来给杨亿看。杨亿看时，都是真宗手迹。随后，真宗静静说道：“爱卿认识朕的手迹，你看看，这些文件，都是朕亲自起草的，可没有让他人代笔啊！”
很显然，有人在真宗前进了“谮毁之言”，大意应该就是杨亿认为宫禁传出的旨令、诏书，很多都是他人代笔，真宗没有那文采，诸如此类。而真宗只是向杨亿证实一下：我赵恒也会写文章呢！
说起来这事有点“孩子气”，但帝王有此举动，让敏感的文人不免心惊。本案真宗不计较，以后别的案子呢？那些“谮毁”者，还会有什么举动呢？莫测。这就是宫廷内耗中，进谗言的基本模式。
如果“天性邪险”的林特参与了“倒杨”运动，这事可为做一注脚。但如果林特没有参与此事，则“五鬼”的标签安在他头上，可能不合实际。
九尾狐陈彭年
陈彭年是丁谓的另一位“死党”。
他是江西人，也是一个爱读书、“幼而岐嶷”的神童，而且是独子。母亲疼爱他，不让他夜里读书，他就设法在密室遮住油灯偷偷读，常常读书到天亮。显然，这个孩子对世界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关心治道，十三岁时写下讨论天下大事的《皇纲论》。江西在南唐管辖之下，后主李煜听说他的事迹后，就召他入宫陪伴皇子读书、交游。进入大宋后，他跟从著名学者徐铉修习“小学”，也即“文字学”。后来他著有《大宋重修广韵》，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音韵学专著之一。
他才华太出众了，因此两次科举都被黜落，原因是他曾写诗讥讽时贤和人事，主考认为此人年纪轻轻太轻浮。科考时正赶上京城喜庆，有聚会宴饮，他骑着驴，从东华门到城墙下，一边走一边吟诵作赋，就像当年王勃在众目睽睽下书写《滕王阁序》，一句句被人接力书写传递，短短的一段路，居然成赋数千言。此事在考生中传为佳话。
第三次考中进士后，好容易做了小官，但因为受某案牵连又被罢官。直到真宗践祚，他才渐渐做了朝官和知州。
陈彭年也是一个颇有“社稷臣”格局的人物。
真宗朝时，居安思危的臣辅们大多能在繁华的背后看到国家弊端。就像西方不乏“理性批判”的知识分子一样，大宋帝国也总是不缺乏批评朝纲的人物。陈彭年也在这个谱系中。
他看到了国家的问题，提出了五条“改革措施”，包括官员铨选、慎择法吏、简化格令、汰省冗员、公开选举等，都能切中时弊。
他与真宗还一起探讨儒学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以至于真宗提出了“君之难为，由乎听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的观点。国家领袖对不同意见，首先是和气倾听，而后是选择性接受；国家精英对天下之弊，首先是忠诚进言，而后是直道而行。这类局面，从太祖以来就开始推演，历代不乏“明君”与“贤臣”反复讲述，互相戒惕，几乎成为大宋帝国三百一十九年的优良传统。陈彭年为了使真宗这个意见足以训诫后人，就鼓励真宗写成两篇文字《崇儒术》与《为君难为臣不易》。拿到这两篇御制后，他当即请求辅弼大臣，在国子监刻石永存。
大儒杜镐也看出陈彭年学识渊博，就推荐他进入崇文院，修《起居注》，更与王钦若等人一起修《册府元龟》。
后来，他在主持贡举时，还提出了“糊名制”，就是将考生考卷的籍贯姓名等个人资料做“弥封”处理后，再交文员誊录，然后交给主考官判卷。这样就从制度上避免了可能的科场舞弊。显然，这是实现公正的制度化规定。
像林特一样，陈彭年也是个“工作狂”。他后来升入内阁，事务更为繁忙，以至于精疲力竭，衣服都会穿颠倒。他应该是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家中常年培植的石榴花他都一时忘记这是哪儿来的什么东西。“神道设教”以来，他从头到尾参与了“天书”“封禅”等活动。朝廷改元天禧时，他陪同真宗祭祀天地神祇，又祭祀“天书”、祭祀太庙，结果在走向太庙途中，晕眩倒地，不久病逝。这样的人物，怎么会被纳入“五鬼”之列呢？
犹有意味的是，他不仅被人纳入“五鬼”，还有一个更糟的绰号——“九尾狐”，意思是说他“非国祥而媚惑多歧也”，不是国家祥瑞，又足以迷惑人心，诡计多端，高深莫测。
那个不识自家庭院石榴花的公案，就被人解读出了另外的意义。记录者认为他被真宗信任，就竭尽忠诚和思虑，以求巩固这份恩宠。于是大力赞襄佞臣王钦若、丁谓之辈的“符瑞”运动，急求能够被重用。在他困思焦虑试图大展宏图之际，即使是寒暑燥湿都置之度外，一些儿感觉不到。所以有一天到了“休沐日”也即洗头洗澡的休假日——顺便说，宋代的公务员假日可能是历朝历代最多的，各类假日五花八门，加在一起，每年约在百日以上——他洗漱完毕，在自家庭院转悠，忽见红英坠地，竟惊讶问家人：“这是什么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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