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明人谢肇淛在他的《五杂俎》也有一段话，可以帮助理解王曾此举。
他说：“事功之离学术，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诗书；学术之离事功，自宋始也，务虚言而废实用。故秦虽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虽治而不振，虚言之害也。”
这话是说秦政重“工具理性”，而大宋重“价值理性”。用这番话来衡量剧秦和大宋，似扪着要害之处；但是核定大宋种种“紧张”，种种恪守与变通的艰难，可以看出，大宋一直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间寻找某种平衡，并非一味倾向于“价值理性”。而历史深处，更细密的节点，往往出入更大。譬如王曾，就不是一个“务虚言而废实用”的人物。他的“倒丁”可以为例。
此外，在王曾后来的日子里，他对帝国利益几乎就像一个精心的看家护院者，其重“实用”处，往往要与太后做艰难博弈。
“天书”从葬永定陵
“天书”，在真宗之后，怎么办？
这事，成为帝国的一大难题。
继续保留“天书”，那就要坚守“神道设教”的几十年政治逻辑，不得变异；而运作起来，各类“伪造天书”事件，在国家鼓励下，还会陆续发生。那时节，怎么办？更有太后还在。她跟着真宗完成了“神降天书” “泰山封禅”“祭祀汾阴”“建造宫观”种种“神道设教”活动。怎么办？天下都知道，太后刘娥虽然有所控制，并不奢靡，但她事实上乃是一个喜欢排场的人物。
人人都看到了这一步。但是，怎么办？
由于真宗永定陵旧穴改新穴，现在又重新改回旧穴，耽误了时间，所以，原定于七月完工的陵寝，工程后延到了十月间方才完工。
就要让真宗安寝了。
新任皇帝宋仁宗，此时只有十几岁，他与皇太后诏谕辅臣，将问题提了出来。
王曾，还有未来的名相吕夷简，提出了解决方案：“天书”从葬真宗永定陵。
理由是：这么贵重的东西，只有先帝可以独享，他人不得染指。
皇太后细细思量，接受了这个意见，于是，内廷降旨：前后所降“天书”，都是先帝尊道奉天，所以天帝显灵，赠书作答。现在就要安葬先帝了，所有的“天书”都有玉刻的副本，都已经奉安在玉清昭应宫。原本真文，只在宫禁大内中供养。由此可以看到先帝的意思是什么啦。何况如此特殊的祥瑞之极，只能专属先帝，不可留于人间。当从葬永定陵，以符合先帝的旨意。
事，就这样解决了。
玉清昭应宫大火
八年之后，已经是仁宗天圣七年（1029），这一年的六月丁未日，忽然大雷雨，玉清昭应宫被雷劈失火，宫观凡2610间房屋，除了长生崇寿殿之外，全部焚毁。如此，连“天书”的副本也化为灰烬。
第二天，太后刘娥召来辅臣，哭泣着说：
“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
这时的枢密副使名叫范雍，他估计太后的意思是想重新修葺，于是抗言道：“那还不如全都烧光呢！”
太后闻言一惊，问他何故。
范雍说：“先朝因为这个玉清昭应宫，而竭尽天下人力，现在这么快就成为一片灰烬，显然，这是天意，不是人意。如果仅仅因为有那么几间尚存的房屋，而整体修葺，则民不堪命，这也不是对‘天戒’的回应。所以不能修。”
太后不爽，希望能获得真宗朝老臣的支持，但王曾很严肃地支持了范雍的意见，吕夷简也支持范雍。
史称“太后默然”。
整个“神道设教”活动中，凡富有清明理性的臣辅，基本都从内心持一种反对意见，并且知道一旦参与此事，必有损于后世令名。真宗朝第一宰辅王旦，在参知政事丁谓频繁上“祥瑞”事时，不得已，附和真宗；但他还是给自己的未来机智地留下了一点亮色。
有一次，丁谓呈上《新修祀汾阴记》五十卷，内中编联各种“祥瑞”，总有一百四十六幅配图。真宗将这部厚厚的大书，放在龙图阁内，召宗室、辅臣和文武百官都来观看。王旦上言说：“臣一直为东封西祀活动的大礼使，但这里所奏上来的‘祥瑞’，臣非亲见也，都是根据司天监邢中和描摹的形状罢了。愿令史官并书其实。”
王旦在这里耍了个心机，他留下的一句话“臣非亲见也”，是对后世名誉的一种洗刷。
他怜惜身后名，而丁谓则不同。他如果真心信服“祥瑞”，什么话也不用多说；如果不信，还来频繁“献瑞”，实在是“死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心态。这个记录，将王旦与丁谓区别开来。
“神道设教”时代结束
冬十月，终于到了奉安真宗的时候。
仁宗痛哭流涕，拿出一部手抄十卷的稿件，对辅臣说：“朕躬阅先帝的圣政记录，抄录了这些，编纂为《政要》。请将它放到先帝的皇堂里。”
发引之前，有司报告，说灵驾体积很大，从汴梁城里往巩县发运，经过的道路城门、庐舍，都要拆迁扩大，以方便灵驾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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