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川中王小波、李顺起事时，上官正即被太宗派往蜀中。现在又赶上刘旴之变，他并不想出兵平乱。益州知州张咏见他有逗留之意，就用言语激励他，要他尽快展开征讨。大兵顿迟一日，粮草就要靡费一日，而且，贻误战机。
于是上官正开始行动。
张咏为他举行送行仪式，饯行酒正酣，张咏举杯对下属慷慨陈词——实际是说给上官正听：“汝曹蒙国厚恩，无以塞责，此行当直抵寇垒，平荡丑类。若老师旷日，即此地还为尔死所矣。”你们蒙受国家恩典，战事中是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此行，应该直抵敌寇营垒，平荡那些丑类。如果旷日持久，锐气全失，川中这个地方，可就成为你们的葬身之地啦！
经由张咏一番砥砺，上官正知道必须积极对待，于是收到马知节回复后，当即率军前往平叛。
马知节夜半渡江，几百人屯扎在一个叫方井镇的地方，就在这里遇到了刘旴。恰好上官正也领兵赶到，于是两下合击，斩杀刘旴，史称“其党悉平”，刘旴的党羽也全部被平定。
发生在至道三年（997）八月一场闹剧般的叛乱，十天以后，结束了。
九月，真宗得到消息，对朝臣说起西川叛卒的事，有辅臣认为：蜀中诸州郡大多没有像样的城池，所以刘旴这类骄悍猛卒，就容易攻克州郡。
真宗回答说：“在德不在险。倘官吏得人，善于抚绥，使之乐善，虽无城可也。”地方安全，在德化不在险要。如果得到循吏管理地方，善于安抚当地士庶，使人乐于向善，即使没有城池也是可以平安无事的。
真宗不主张在川蜀修建高大城池，事功上也有抑制藩镇的深意。地方州郡做大，如果遇到“权反在下”的“阴谋拥戴”，据守大城，就是一方割据势力。那时官军讨伐会困难重重。
真宗继承了太祖太宗的“心法”，“事为之防，曲为之制”，不待“焦头烂额”，先做“曲突徙薪”，在防患未然方向上，做足了功夫。大宋帝国三百年，所有“偃武兴文”之类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得到解释。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在富有远见的帝国君臣看来，几乎等义于苦难之源。所以“偃武兴文”，必须作为第一国策，时刻保持警戒惕励，不可马虎。
缺犒赏部下作乱
自古蜀中多事。刘旴之乱后三年，也即咸平三年（1000），大宋与契丹在山西、河北、河南有了战事，“五年战争”正酣，战事胶着中，川中又有了王均之变。
此案几乎就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又一个真宗朝翻版。
叛乱者的心路，变乱过程，那种奇异的“偶然性”，几乎就是五代藩镇造反的重演。宋真宗正在领导一场卫国战争，大宋帝国十几万优秀儿女正在北部边境与契丹殊死搏斗，川中叛卒利用了这个机会——与五代乱世中藩镇造反，勾结契丹的战略态势相仿佛。
这时候，“澶渊之盟”还没有到来，夷夏和平还未见曙光，中原大地不逞之徒在“国难”中谋求权力再分配，野心勃勃。
当时川蜀一地经历了太宗朝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后，“人心未宁”。真宗时，张咏之后，是新任益州知州牛冕。
此人很善良，但管理地方并无方略，史称为政“宽弛”。
牛冕的搭档是前朝老将符彦卿的公子符昭寿，此时以凤州团练使身份出任益州钤辖。钤辖是负责地方防御、管辖军旅屯戍的派遣武官。但此人却对军政军情无所用心，有什么地方军务，就随便让下人传递消息，也不监督监管。生活还很奢侈，市上买东西常常强行赊账，往往过了半年还不付款。更放纵部下巧取豪夺。他还试图玩期货，平时购置稻麦之类，囤积居奇，准备粮价高时再卖出。不过有时粮价高不起来，他就让人指示僧道来为他埋单。他的下人更对军校们无礼傲慢，所以，有符昭寿在，整个益州人心不满，军人们更牢骚满腹。
地方上的武装力量，有部分为朝廷派出。禁军中的神卫军就有驻扎在益州的兵众，分为两支，由两位都虞候王均和董福各带一支。董福还算有军人责任感，统御部下严整有序，对士兵待遇按规则处理。王均则好饮酒、赌博，常常克扣军饷，军人的着装费用，往往就被他“饮博”挥霍掉。
真宗朝的第二年冬天，牛冕与符昭寿按规定在成都东郊阅兵，牛冕麾下的地方军，所谓“牙队”；符昭寿麾下的野战部队，所谓“神卫军”，开始进入阅兵程序。
神卫军董福部和王均部，在对比中有了滑稽之相。
董福一部军装整齐，有一种雄壮的劲头；王均部下则衣装不整，在十二月的寒风中，不免有瑟瑟冻缩的模样。
蜀中士庶爱看热闹，见到官军搞检阅式，就从四面八方赶来围观。他们看到同一个演兵场上，两拨军人竟是如此不同，就有了讥评、嘲弄或窃笑。王均所部见此，不免“惭愤”，惭愧而又气恼，于是，士兵中开始流布种种“不逊”的话头。一传十，十传百，王均麾下的军士们在恼羞中开始簸扬起一股悍气、戾气，甚至传导到了董福部众。
阅兵结束，牛冕搬出牛酒犒赏州府的牙队，而符昭寿这边的神卫军啥犒赏也没有准备。史称“军士益忿”，军人们更加愤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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