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衡有一趣闻，夹带在这里说说。
当时大宋与高丽有来往。宋朝与契丹的东部，那时以天津的海河为界；大宋往高丽派遣使者，不能走陆路，只能走海路，要从山东或江苏出发，走黄海。李士衡时任馆职，是文官，真宗任命他为大使，另外为他配一个武职为副使。返回时，高丽赠给两人不少礼物，但李士衡并没有做出受宠若惊的样子，似乎不怎么在意那些丝绸绢帛之类，只把它交给武官副使去处理。航船船底比较潮湿，副使似有鄙吝之心，担心自己那一部分获赠礼品受潮，就将李士衡的那部分布匹放在船舱下面，用来隔潮，自己的布匹都放在上面。没想到船行至大海，遇到风浪，船重而小，摇摆中，险象频生，大有倾覆的苗头。船工就要求把装载的东西扔到海里，轻载而行，否则一船人谁也活不成。副使也吓蒙了，就指挥部下赶紧扔东西。扔了一半，风浪停息，然后一检点，副使的东西全扔了，而李士衡的东西在仓底，毫无损失。
这故实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
但史上也记载，李士衡曾经分管西京洛阳政务财务，虽然才智过人，但“素贪”，一向很贪婪，善于敛财，家资“至累巨万”。李士衡更在长安城里建造府邸，豪华程度仿佛宫府，这也被士林讥评。士大夫过于富有，是一种“惭德”，因为有可能巨额财产来路不明。
李士衡还在巴蜀出任转运使时，动过“小人”手脚。彼时，有一贤明的官员叫刘随，做永康军（今属四川都江堰市）判官时，有政绩。永康军下属县城的县令贪赃枉法，被刘随逮捕入狱。李士衡与县令有交情，就来向刘随求情，被拒绝。李士衡大怒，就以转运使的身份奏告朝廷，罗织了刘随一堆为政“苛刻”的证据，说他“不堪为政”，不适合从政。结果刘随被朝廷罢免。
进入严肃的历史文本，会发现，那种戏剧编排或坊间流传的“好人万好，恶人万恶”的人格清一色模式，几乎不存在。史上往往看似矛盾的叙述，其实往往讲述的正是真实人物的复杂性。
李士衡就是一个复杂的存在。
他的贪婪是真实的，对高丽赠品做出不介意的样子也是真实的。像俄军统帅库图佐夫火烧莫斯科一样，李士衡火烧剑州，不惜毁掉粮库多年积攒，给叛军留下一座空城，这决心也是真实的；他家资“巨万”，营造豪宅，那一种贪鄙也是真实的。而他对河北一路征调军用布帛，珍惜民力，为民请命，那一种爱民之心，也是真实的。
不存在“单向度”的人物。贤者与小人也不例外——贤者可能在自我砥砺，也即自我养成之际，趋近道义，但备不住一个跟头把持不住，做了一次小人；小人则在自暴自弃自我沦丧之际，远离道义，但备不住一个瞬间良知呈现，做了一次贤者。在我讲述的故实中，读者会看到更多这类“复合性格”的真实人物。他们不是小说戏剧的“人物创造”，而是史上曾经存在的鲜活生命。
人类生命格局万年以来呈现的多样性，是可以经验到的真相。意识到这一真相后，个体开始进入选择：我，想成为哪种人？存在主义对此赋予了哲学解释，而经典哲学的“自由意志”说，则更早为个性化选择（生命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思考。人无不在自由中，故放弃选择也是选择。你无法不进入选择。而选择的犹疑则成为“布里丹的驴子”——这是由经院哲学家布里丹讲述，而后流布于欧洲的一个熟典。说驴子在两束青草或青草与池水之间无法选择，而它的饥渴同样强烈，最终饥渴而死——故，人类生命格局的多样性，玩笑或正经说，很可能是神在巴别塔之后，为人类安排的一场趣味悖论。神，偶尔也会调皮。他知道人面对悖论时的捉急。也许只有犹太人窥视到了神的意图，所以他们留下一条著名的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没办法，人类在宇宙中的处境，是亘古无解的超级母题。
事实上，即使“我想成为哪种人”，也是不可能的。阅读历史文本，就会发现昔日的生命，正在一个个走来，而他们的格局，一个个全然不同。类型化存在，不过是一种修辞性意见，世上绝不存在两个完全相似的人。近代以来，过分注重人类生命格局类型化的修辞性描述，是违背“多样性”观察经验的。李士衡的“样本”证明：即使是一个独立个体，他的生命格局，也会呈现为复杂性。试图用一种模型将人类的某种结构统一起来，是无意义的，也是枉然的。
汉语需要纯洁化，包括百年激进思潮影响下的种种话语模型，以及此类“类型化”书写，都是应该摒弃的模式。我的书写、讲述，我的文化自觉，如果有一个“标签”的话，我愿意将它概言为“汉语纯洁化个人运动”。因此，在我的书中，极力避免对人物生命格局作类型化处理。
禁军入川“逆击”叛军
且说王均。
他起事之后，川蜀民众被叛军裹胁，不得已成为朝廷的对头，但也有清醒的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反对王均，保卫家园。这类民众组织还为子弟兵起了个名字：“清坛众”。在“清坛众”的抵御下，王均迅速扩大根据地的“战略意图”被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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