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官军聚集于升仙桥偏东，雷有终闻讯后，亲率大军迎头攻击，一战，击破叛军，斩首千余人，史称王均“单骑还城”。
雷有终很高兴，自以为此役有泼天之功，就派出使节将夺得的伞盖、银枪等送到汴梁入奏。雷有终认为已经胜利在望。
真宗皇帝看到这些东西后，将它们展示给左右，并对他们说：“此鼠窃耳，虽婴城自守，计日可擒矣。”这些叛军不过是老鼠般的窃贼，虽然现在固守城池，但很快就会被擒住了，不足为虑。
耍弄银枪的武装力量也会有前途吗？戍守益州的官员是不是也太无能了！随后，朝廷做出了惩罚决定：原右谏议大夫、知益州牛冕被削籍，流放海南儋州；原西川转运使、祠部郎中、直集贤院张适被削籍，贬为连州参军。
当初，名相张咏从蜀州回朝，听说代替他的是牛冕，就感叹道：“冕非抚众才，其能绥辑乎？”牛冕不是管理民众的大才，他哪儿能安定一方呢？至此，张咏所言应验，牛冕果然被他说中。
雷有终轻敌遭伏击
升仙桥战役后，雷有终极度轻视王均。他以为这些群氓很容易扫荡一清，于是，“大意失荆州”的故实就需要重演。他没有料到王均、张锴会不屈不挠，不因袭击失利而丧失斗志和智慧。所以随后的一次战斗，成为王均生命中的一道华彩，而雷有终则遭遇了耻辱。
王均从升仙桥退还益州城后，当即组织“银枪绣衣”部队打开西城门，做出逃跑的态势。雷有终获悉情报，认为王均此举符合升仙桥一役的逻辑延伸——叛军与我雷有终一战，领教了官军神威，不敢再战，故放弃守城准备遁走。他认为官军一旦进城，叛军很快就会作鸟兽散。
于是，雷有终与原益州招安使，新任命的东川都钤辖上官正，以及川峡两路捉贼招安使石普、李惠，峡路都钤辖李继昌等人率兵径直入城。
李继昌从城北向城西运动，到达西门时，有了疑心，他认为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这事顺利得让人恐怖。于是，他试图制止雷有终，认为益州城大而街巷复杂，叛军可能有伏兵，不可轻进。雷有终不听，但李继昌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他已经进入西门了，还是带着麾下独自撤出城外。
官军陆续地进入益州，没有看到多少叛军，但看到了市肆布帛、民间财货。那一瞬间，贪婪之心，陡然而起。雄赳赳的官军当即转化为匪军，史称“部伍不肃”，部队已经没有了军纪，散开在城内开始了强盗勾当——劫掠。
官军进入一部后，“银枪绣衣”部队开始出现。他们悄悄地从街巷内、拐角处，将笨重家具、床榻桌椅之类摆上路口，封闭城门，官军无法前行，又无法退出，本来就没有队列的部队，开始了惊惶。叛军则在熟悉的街肆胡同开始了有效狙击。官军失去了组织，几千散兵，在遭遇战中，一个个成为叛军的战术打击目标。王均、张锴组织起一次次的精准打击，李惠将军也在巷战中被杀。雷有终等人见大事不妙，从原路返回是不可能了，在扈从的死命捍卫中，寻得一处偏僻地方，勉强登上城堞，拽着绳子坠下，保全了性命。
此时，城中还在屠杀。已成瓮中之鳖的官军还在与叛军殊死格斗。
李继昌率领麾下在西城外屯扎，军士们听到城中兵器撞击的声音，知道敌势不小，担心王均等人出城发生不测的战事，纷纷劝导李继昌赶紧逃跑。李继昌刚刚违背军令，没有进城，现在主帅遇到麻烦，他感到自己也有责任，于是不听。麾下甚至有人开始哭泣，劝告，要他赶紧撤退，脱离危险。李继昌说：“我在讨伐军中，官职最低，现在，要听主帅的安排。”
雷有终出城后，也派人找到李继昌，命令他屯扎在雁桥门，雷有终则率军退保汉州。
官军抢劫，叛军也抢劫。益州市民大多逃往附近村落，但叛军派出骑兵四处追杀流民，更有人将流民抓回城内，肢解示众；还将逃跑的一家一族全部杀死，试图以此“立威”。叛军用这种恐怖手段，震慑益州士众，而后开始征兵。
他们在士民、僧道中挑选身体结实点的，强迫入伍。每人都要在手背上刺字，然后又剃去头发，在脸上刺字，这样易于辨识。新兵入伍后，就被驱赶上城楼，与老兵混合在一起，守卫益州。
雷有终知道后，开始严格管理麾下，并发榜文秘密传入城中，招集被王均胁迫的士众。这样，城外总算安定，没有了过去官匪行为。而城中被胁迫者三三两两地开始逃亡，进入官军营中。官军就在逃来者的衣服上写字，表示他们虽然被叛军刺了字、剃了头，但已经回归朝廷，不属于贼军。而那些来不及回归者闻讯后，则有了担心。他们知道，将来算账，他们是要按“叛贼”处理的。于是，更多人开始逃亡，每天都有几百人千难万险地从城中跑出来。真宗皇上也配合前线政治攻势，下了赦免令：天下死罪的囚犯都降一等罪，流放罪以下的罪过则全部赦免；而益州的乱军，除了王均及其同谋不赦之外，其他被胁迫的军民如能归顺朝廷，立即释放，不问罪。
叛军闻言，有了动摇，但王均则开始了更绝望的挣扎。他甚至开始绝地反击，准备再一次出城袭击朝廷大军，试图南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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