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王均叛乱已定，朝廷大军已经无须前来。杨怀忠于是整军出富顺监北门，迎向后续的宋师诸部。
恰好石普一部刚刚来到富顺监，在北门外看到杨怀忠部有人提着头颅，知道这就是为害地方十个月的王均后，竟夺为己有，献给石普。石普就令人带着王均的脑袋飞奔回成都，悬挂在北门上。这样，石普就有了大功一件。朝廷也给了石普很高的奖赏。
但原益州招安使、东川都钤辖上官正与石普有矛盾，秦翰知道后，担心将帅不和，滋生变故，所以多次为二人调停。杨怀忠被石普抢夺首级之后，并不辩解，尽管战功被埋没。
上官正为此事抱打不平，他开始四处讲述事情真相，到最后，宋真宗也听到了一点风声，就派遣使者到战时现场勘验、调查，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好赶上杨怀忠在蜀州的任职期满，被他人取代，回到朝廷等待新的任命，宋真宗就将他的朝官供备副使擢升为崇仪使，并领恩州刺史。虽然擢升的还都是“散官”，知州与领刺史也颇相近，但崇仪使、刺史的荣誉性质毕竟远远高于供备副使和知蜀州。
“王均之乱”的背后故实
平蜀战役，论战功，秦翰、杨怀忠最高；论道义，李继昌和马亮最值得表彰。
李继昌在所有的平蜀部队中，军纪最为整肃。
三月时，这支部队曾在益州城外破敌一寨，斩首千级，缴获叛军器仗甚多。攻破益州后，李继昌随大部队入城，史称“严戒部下，无扰民者”。
李继昌还注意收留战时最易受害的民众——妇女儿童。他派出将士，将他们安排在空空如也的寺庙里，等到益州战事已平，又派人将妇女儿童送还各自家中。此举凸显了军人本质和战时规则，是此役最高亮点，即使纳入现代文明战事案例中，也毫不逊色。
这件事也证明我素来的一个观点：同样的制度环境，人，可以不同。大宋仁政制度下，雷有终部队进入益州，王师可以瞬间转为兵匪；但李继昌部队则始终保持仁义之师的风采。显然，此事与“制度”无关。文明管理是一个耦合系统工程，“政治制度”仅为其一，并不“决定性”地起作用；就像“圣贤精神”也为其一，并不“决定性”地起作用一样。起作用的是“众缘和合”。
马亮在朝中为兵部员外郎，平蜀战役中被任命为西川转运使。雷有终在战役结束后，继续追捕、杀戮叛军士兵，很多时刻不能辨别真伪时，就一体正法，往往就会殃及无辜。马亮总是在这样的时刻为之甄别，史称“亮所全活逾千人”，马亮从刀下救活了上千人。更有一队叛军头目八十九人，被戴上刑具，解送京师。这些人多属于被王均、张锴胁迫的民众。知枢密院事周莹打算将这些人物全部诛杀。马亮对他说：“愚民无知，被胁从的人很多，抓住的这些不过百分之一二，更多人还窜伏在巴蜀山林之中。如果不能宽贷他们，那么所有被胁迫的民众听到消息后，就会更加疑惧。如果有人出头，在州郡中再次闹事，那是消灭了这一个王均，又生出另一个王均啊！”周莹将这些话说给真宗听，真宗本来就在“召天地之和气”，于是，更“敛天地之杀气”，全部赦免了这些叛乱者。
平蜀之后，益州城中无粮，因此导致粮价陡涨。马亮做转运使，手中有粮，就将各州郡转运而来的谷米平价出售，益州城内物价很快得到抑制，史称“人类以济”，民众因此得到救济。
李继昌、马亮，在乱局中展现了圣贤风采，是真宗朝初期两个有和气、无戾气的人物，值得为之永久喝彩。
王均并无多少见识，史称“（王）均起农夫，憨懦无谋”，最初是个庄稼汉，应该是个憨厚懦弱、无甚谋略的普通人，但做了都虞候之后，有了贪掠恶习。赵延顺作乱，他“发现”了张锴。张锴则属于“性狡狯”，且“粗习阴阳”的半仙式人物。在这一场“王均之乱”中，张锴比王均更坚定。据说王均起兵后，也曾有过准备接受“招安”的动摇，他曾对人自我表白道：“大军若至，我当先路出迎，自陈被胁之状。”朝廷大军到了益州那一天，我应当首先迎接，向大军陈述之所以起兵“被胁迫”的状况。
张锴这时已经被任命为“大蜀国”宰相，就指使军中自己的亲信子弟，隶属于警卫班子，事实上专门盯着王均，架空王均，不让他与外人有更多来往。
真宗在王均起事之初，曾出于“召天地之和气”的国家管理理念，多次派遣精干臣僚找到王均的家属子侄之辈，来到益州城下设法招降王均。朝廷大军还将真宗的意见写成书面文件，用箭射入城中，开导王均。可惜这些充满和解的交流意见，没有被王均看到——张锴首先得到招降书。他的处理方式是：全部焚毁。不让王均知道朝廷的公义。王均于是始终处于绝望中——他的渴血戾气、亡命徒精神、偶尔迸发的黑色智慧，以及活命意志，无不来源于他的绝望。大宋帝国因此加重了平乱的生命流血代价。
张锴比王均，罪孽更深。
兵变达十个月的“王均之乱”结束，此事发生在大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至十月，时当公元1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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