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全兴，是太祖赵匡胤时代的雄州太守，那时节，他得到了契丹边帅的“主和”信件，向太祖汇报，太祖命他以个人名义答对。后来，契丹派使者“交聘”，主动与大宋和好。何承矩为三朝边帅，到了真宗时代，也多次有书信表明契丹“非战”的意图。曹彬更从昔日“北伐”失利的教训中知道：契丹，是一个不可能消灭的劲敌；而契丹也无法颠覆大宋。如此，战略上的平衡就只有一条路：和好停战。所以，他向真宗表示：“臣预料：北边的这个草原帝国，最终会与我大宋恢复太祖时代的和好。”
曹彬有洞识。对大宋与契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具有政治家的现实主义品格，不简单。但真宗更不简单，他回应曹彬，举重若轻，说出了一番闪耀着圣贤精神的政治家意见：此事朕当屈节为天下苍生，然须执纪纲，存大体，即久远之利也。
这件事朕会为了天下苍生而自我委屈，可以与契丹和好；但必须要恪守衣冠文明之纲领法度，坚持大宋社稷之义理尊严，求得国家长远的根本利益。
《诗经》有名句：“吁谟定命，远猷辰告”，国家的大政方针、长远国策，须按时公告天下。真宗此言，可以当得此义。用魏晋人的话语评论此境，真宗很有“雅人深致”。真宗之“雅”，是圣贤之“雅”，真宗之“深”，是圣贤之深。“执纪纲，存大体”，是对帝国文明、中原本体之政治伦理的深切肯认与自信。一场超级政治游戏，如此博弈，才有了规则性质的竞争——各自规则不同，在力量、智慧与耐心的较量中，互相趋近，守住底线，即为赢家；博弈中，双方皆守住底线，就是互赢。未来的“澶渊之盟”就是最终结果互赢的一场军政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真宗赵恒始终没有放弃他的底线规则：执纪纲、存大体。
曹彬在农历六月的夏夜病逝。
陕北宁夏方向的西夏开始频繁入侵。
到了七月，秋季来临，契丹有了动作。
大宋开始两面应敌。
西夏在灵武（今属宁夏银川市）附近飘忽来往，宋廷有了“守卫灵武”和“放弃灵武”的争论。
争论中，真宗拿不定主意；但契丹这边正在危及国家安全，于是真宗安排了西夏的攻防任命后，重点还是放在了契丹方向。他任命马步军都虞候傅潜为河北前线镇州（今属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保定）和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行营都部署，即关南前线总司令，又派出了一位刺史张昭允为前线都钤辖。钤辖，是行营军中负责屯戌、警捕、营防、守御的武官，略相当于分管行政与安全的副总司令，但也可以带兵攻防。
现在看，派傅潜为前敌总司令，用人不当。
大敌在前，真宗似乎并不忧惧紧张，他还好整以暇，召来学士讲《尚书》，并设置“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当初，太宗赵炅时代，就有“翰林侍读”，但没有给予较高职官，真宗命为“学士”，在宫禁中设“秘阁”，学士们轮番值班，讲读或顾问，每天都给“珍膳”。真宗读书，有不明白的地方，就召来咨询、访问，有时会到夜半。如此，“学士”就成为一种荣誉性质的职务职称，还有俸禄。读圣贤书的学士们，待遇又超过了太宗时代。
真宗还接受朝官意见，给外任官员“职田”。
职田，是大宋一项特殊的官员俸禄制度。简单说，就是官员在外省任职期间，可以拥有部分私田，离官，私田即归国有，分配给下一任官员。这部分私田，原来属于官方的土地，也有一些是多年无主的荒地。经营这部分土地，收入归自己，国家免赋税。这种职田制度，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地方官的日常生活。但职田有多有少，有丰有薄，所以地方官就有“肥”“瘠”的差异。一般来说，谁都愿意到一个“肥”地去，但官员们似乎大多境界不低，很少挑肥拣瘦（制度也不允许），也很少有人为“职田”优劣而庆幸或牢骚。更有圣贤官员，不取职田收入，或列为官方经费。这类美谈不少。
大宋官员，确较少铜臭味。
到了初冬季节，有情报告知：契丹将过去抓俘的宋卒若干人捆绑在木柱上，向他们射箭。宋卒被射死后，身上插满了箭镞。这在契丹名为“射鬼箭”，是出征前的一种仪式。又有消息告知：契丹主耶律隆绪已经到达了幽州，并以他的兄弟耶律隆庆为先锋，率师“南伐”。
这一情报意味着：契丹不宣而战，“五年战争”开始了。谋划和平的宋真宗，没有阻挡住战争的开始。
杨延朗冰水浇城
第一阶段的战役可以命名为“契丹夺取关南之战”，简称“关南之战”。
大宋朝官王继英认为情况紧急，向真宗提出建议：北巡，即御驾亲征。王继英时任枢密都承旨，这是枢密院的行政官员，负责院内官吏考核之事，也随时侍立皇帝身边，有临机陈奏的权力。
远在山西忻州的太守、文人柳开，也在契丹动作之前，判断敌人将会大举入侵，也飞书朝廷，要求御驾亲征。
真宗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派人乘驿站车马传旨到关南，安排行宫，准备亲征事宜，并顺便宣慰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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